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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272 篇文章

作者:溪谷,资深诺友,内科医生。

一诺写在前面:

了解溪谷,是从她在社区分享《急诊室的故事》开始的。她值夜班的时候,会在安静的深夜或者凌晨写下些文字。那些或温暖或无奈、或幽默或焦虑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人间百态。与此同时,也让诺友们熟悉了这个既有专业的敏锐捕捉,又对人性有着深切关照的溪谷医生。
前段时间,她在社区第一次贴出了这篇万字长文《我的爸爸》,感动、治愈的同时,让我们看见了父辈,看见了人生……
1957 年秋天,我爸爸出生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家庭,他是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儿子,但他的出生并没有带来喜悦。他的母亲是落魄地主家的女儿,一辈子都有一种不甘于身份跌了份儿的怨念。他的父亲是一名汽车兵,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经历了无数次空袭,依然幸运的活了下来,所以才娶了妻,在 36 岁的时候当上了爸爸。
我爸爸说,从他记事起,就跟着父母走在了进藏的路上,8 岁那年抵达拉萨,和所有进藏的人一样,住在帐篷里,直到一场大火把一切烧了个精光。
我爸爸极少讲起他小时候的事情,我一直以为是他那时候年纪小,不记事。很多年之后才从祖父的口中得知,我爸爸从一出生就不受母亲待见,有了二弟后就更受冷落,再后来有了三弟,又有了四妹和小妹,我爸爸成了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因为做得不能让母亲满意,挨揍是家常便饭。和乖巧爱学习的二弟相比,我爸爸是个不求上进的笨蛋;和卖萌撒娇的三弟相比,我爸爸是惹人嫌弃的捣蛋;和两个妹妹相比,我爸爸是没出息的大哥,一辈子没个担当。

 

 

17 岁,不愿再忍受母亲的脾气和偏心,爸爸趁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机会,果断放弃了高中学业,逃进了西藏。是的,逃,逃离那个心灵不自由的地方,去读了师范中专。

在村里下乡的日子,真的清苦,老乡用土坯垒起来的房子四面都漏风,但是和淳朴的老百姓在一起,苦中能作乐。
某个冬日的晚上,已经睡熟的一屋子人被屋外有规律的“哆~哆~”声惊醒,声音慢慢从远处靠近,爸爸和室友拿起藏在枕头下的砍柴刀和门背后的烧火棍,双腿颤抖着向房门靠近,心里祈祷着不要遇上土匪。当声音终于靠近门口,却停住了,接着传来沉重的呼吸声,爸爸鼓足勇气打开门,借着月光,看见一头牦牛正在努力伸长脖子,去吃屋顶边缘已经干枯的草。
很多年后,每当他跟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总是充满了笑声。如今,我终于勉强能体会这笑声背后的苦涩。
中专毕业,爸爸顺利地进入了当地的县小学当上了语文老师,也不知是沾了谁的光,还在单位内院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房子在内院的东北角,门前正好是围在院墙内的一块空地。
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住过的属于我们家的最“豪华”的房子了。
1984 年,经人介绍,他和一位来西藏给继母家做小保姆的农村女性——我妈妈——结婚了,过了一年,他们有了个女儿,就是我。
可能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比较重视,妈妈生我的时候,回了四川。原本爸爸不想把我带进西藏,觉得自然条件不好,但是奶奶断然拒绝抚养我—— “带走,我才不给你看孩子,还是个女孩”。于是不到一岁的我跟着爸爸妈妈进了藏。
我妈妈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认识几个,但是勤快,能干活,结婚没多久,她就把屋门口的空地种上了蔬菜,虽然只是一些耐寒的土豆、萝卜、大白菜,但是足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没过多久,又在墙角搭上了鸡笼,养上了鸡,小日子算得上富足,但是我爸爸经常喝得烂醉,吐得一屋一地之后,还会对我妈妈动手,我要是胆敢上去阻拦,也免不了一顿胖揍,看似平静富足的日子,却步步都是凶险。
在我的记忆里,琥珀色的青稞酒加上两大勺白砂糖是绝世的美味。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院子里一位跟我爸爸相熟的爷爷家玩,每次他都会给我倒一碗青稞酒,加上两大勺白砂糖,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只记得每天都有甜甜的青稞酒喝,其它的都不记得了。
后来,这位爷爷走了,临走的时候带走了我家可爱的哈巴狗。我以为他只是带走了哈巴狗,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家的“豪宅”也不能住了,我们搬到了前院的木楼里。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套“豪宅”带给过爸爸很多纠结——物质和信念,到底该选择哪个?

 

偌大的木楼占据了前院的大半面院墙,据说从前是学校的教学楼,后来改造了一下,变成了教职工宿舍。

我家搬进了一间用木板隔成三房的大教室,搬了家,我感觉爸爸也变了,搬家以后他喝醉的次数少了,打我妈妈的次数更少了。他用工资支持妈妈在木楼前的街面上租下一个店铺,开了一家小店,他教妈妈认字、算账,帮妈妈进货,一家人的小日子又红火起来了。
可是爸爸的事业却一直没有进展。
我记忆里,爸爸总是留着一脸络腮胡,面相很威武,跟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一点都不搭。学生们戏称他“胡子老师”,对他是又爱又恨。
恨,是因为爸爸体罚学生的时候跟揍我的时候一样,手下从不留情。
爱,是因为学生们被打完之后,爸爸会一边用药酒帮他们处理伤痕,一边语重心长地念叨,从读书念到做人,从班级活动念到家庭生活,也跟揍我的时候一样。
我小学毕业之前,有位陌生人找到我在木楼的家,说是想感谢我爸爸当年的“胖揍”之恩。
尽管如此,每年的晋升我爸爸都没份,评优就更别提了,没有被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全是因为我呆萌可爱嘴巴甜,哄骗得他办公室的一众同事心花怒放,顺带放过我那不着调的爸爸。
不能评优,不能晋升,我爸爸是有责任的!
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教案,胳膊下夹着一根教鞭就进教室了,后来我才知道,所谓教案,都在他心里。
他明明是个语文老师,非要在语文课上讲数学、讲逻辑,只因为那个学期换了位数学老师,学生们失去了学习数学的热情。
课堂是个严肃、讲纪律的地方,他非要隔三岔五搞个小组讨论,一上课就“咯吱、咯吱”地搬桌子,挪凳子,还从家里带去零食作为活跃气氛的道具。
你说,他升不了职称,是不是活该?

 

除了在工作上折腾,在生活上我爸爸也是个很能折腾的人。

八九十年代的西藏,豆浆是个稀罕物儿,豆腐脑就更是了,但是嘴馋的我在听别人说起了之后,就念念不忘。于是爸爸自己泡黄豆,磨豆浆,点豆腐脑,虽然豆腐脑点失败了,但确实满足了馋嘴的我。
你吃过搅搅糖么?就是用小竹签挑起一块黏糊糊的糖,不停的搅动,还不能让糖掉下来,如果搅动得技术好,这团糖会变得发亮,透着银光。小时候我每次看到都很眼馋,直到有一天,爸爸用麦子发了麦芽,提炼了一碗麦芽糖,我终于不用再流着口水羡慕别人了。
因为有个爱折腾的爸爸,我吃到了自己家发的黄豆芽、西瓜盅里炖老母鸡、凉拌西瓜皮……
很快,我就上小学一年级了,还在偏远郊县当医生的姨妈把跟我同龄的表弟送到我家住,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这一年,我家还多了一个人:我妈妈的表哥——那时我叫他:舅舅。
每天晚上八点半,舅舅把洗漱完毕的我和表弟锁在木楼的家里,大人们则在临街的小卖部里忙到很晚。
我和表弟常会趁着大人不在家,想办法偷吃被锁起来的苹果或者橘子。有一天,苹果吃到一半就听见门锁响了,我们两个赶紧把啃了一半的苹果塞进枕头底下,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装出自己已经睡熟了的样子。半夜里,我觉得头很重,像被石头压着,于是想伸手把脑袋顶上的石头搬开,结果在自己额头上摸到一团毛毛的、软软的东西,还带着一根绳子,就一下,这东西就不见了。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第二天我把这事情告诉爸爸,爸爸在我的额角发现了两枚牙印——是老鼠留下的。
没过多久,姨妈把表弟送到了外公家,从此,再也没有人陪着我一起窝在被子里偷吃苹果了。
我爸爸呢?
他想趁着农业技术改革的政策,承包一块菜地。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除了舅舅,没有人支持爸爸。
为什么大家都不支持我爸爸呢?因为如果承包菜地,爸爸需要放弃“人民教师”的公职身份,另外还需要向银行借一笔巨款,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几十亩的菜地,在距离县城 70 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地不通水、不通电,居住、生活、灌溉、生产,一应事物都要从头置办,承包期 5 年,到期之后怎么个说法还没有定论。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所有人都觉得我爸爸那一米五的单薄身板承担不起。
为什么舅舅很支持爸爸呢?因为爸爸承包菜地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帮助舅舅解决就业问题。
舅舅之所以会出现在我家,是因为他出狱之后无处可去,只能住我家,在妈妈的小卖店里搭把手。
爸爸曾经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提起过,舅舅和他的几个兄弟在农村老家觉得没有出路,想进藏来闯一闯。爸爸心想,承包个菜地,兄弟几个人齐心经营,即使赚不了大钱,养活一家人还是勉强可以的,于是执意要承包菜地。

 

第一年,荒地被开垦出一部分,靠近河边的地方建了水泵房,靠近公路的地方建了几间土坯屋,偌大的荒地上立起几间房子,也觉不出生气。因为舅舅会开车,还买了一辆不知是几手的北京吉普,方便往返。一切看起来很顺利。

第二年,妈妈结束了小店的生意,全心帮着爸爸经营菜地,他们都搬到菜地去住了。盛夏时节,西瓜秧子总算活着种到了地里,直到十月才开始结出西瓜,晚是晚了点,但好歹能换点钱。姨妈和姨父刚从偏远的郊县调到县城,就住在我家,在爸爸妈妈忙得顾不上我的日子里,是姨妈和姨父照顾我。
第三年,姨妈一家搬进了县委分的新房子,我一个人守着在木楼的家,一日三餐在楼上的邻居家吃。隔三岔五,爸爸妈妈会开着三轮拖拉机回来,车上装满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大部分拿到菜市场卖掉,一小部分,让我拿去姨妈家,拿去楼上的邻居家。
那年暑假,我跟着爸爸妈妈到菜地住,开启了一段不一样的生活。床,是用木板随意搭起来的;桌子,是加工木料的电锯机床改的;凳子,是爸爸用柴火钉的;屋子,是墙上有缝,四面漏风的。我也终于体会了一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泡的生活。整个暑假,爸爸妈妈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育秧、施肥,整秧、浇水,我倒是学了不少农技知识。菜地里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两名爸爸雇佣的农技师和两名住在附近村庄的短工。
舅舅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几兄弟连同那辆吉普车去了哪里。
第四年,伪学霸的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破天荒地考出来 68 分的低分。姨妈着急了,觉得不能再放任我流浪在各个亲戚朋友家。周末在姨妈家蹭饭的时候,不时能听见姨妈跟姨父争论——“她爸爸不争气,我们又管不了,孩子总是要管的啊!”“考学的事情你去找人帮帮忙,不能看着孩子的一辈子毁了!” 这一年,父亲的菜地勉强能维持,但是他的女儿快完蛋了,如果不是削铅笔的小刀不够锋利,如果不是我怕疼,怕见血,手腕上的伤痕可以带我离开这个世界一万次。
第五年,妈妈在姨妈的劝说下抛下菜地的事情,返回县城,在姨父的帮助下进入学校食堂做临时工,一方面是为了照顾我生活,另一方面是盯着我的学习,毕竟是六年级了,小升初的关键时刻,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
而我,似乎提前进入了叛逆期,学习提升得不快,顶嘴的本事倒是长得飞快,时常气得我妈妈暴揍我一顿。有一次,妈妈一木棍打在了茶几的桌面上,一厘米厚的木制桌面掉了一条下来,是顺着木头的纹路裂开了。然后,我们母女抱头痛哭。
再然后,我的学习好一些了,但是我发现随着考试时间越来越近,爸爸出现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直到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离开西藏的时候,都没能好好见上他一面。

 

1997 年的秋天,要去东北读书的我路过成都老家,在爷爷奶奶身边小住了几天,叔叔、姑姑都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只有奶奶一脸的爱答不理,谁让我是女孩呢,谁让我是大儿子的女儿呢?

倒是极少说话的爷爷,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嘱咐着:“妈妈给你带了几床被子啊?东北冷得很,要多带毛衣,多带被子。”我好奇地问:“爷爷,你以前在东北住过么?”爷爷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银色的纪念章,上面写着: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爷爷温柔地抚摸着这块纪念章,仿佛陷入了回忆,喃喃地跟我讲述着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很多年后的今天,细细地回忆那些往事,才能够体会到几乎从不说话的爷爷,其实打心底里爱着爸爸,爱着他的家人,包括我。
离家读书,一走就是三年。这三年里,偶尔能收到爸爸写来的信,漂亮的楷书向来只写谆谆教诲,从来不提他们过得好不好。
2000年,我回西藏中考,蓦然发现我无处可去,家,只存在于意念里,在物理空间上毫无依托。姨妈一家迁居到拉萨,妈妈也跟去了,在姨妈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吃店谋生。

我寄住在一个远房姐姐家,直到考完试。

然后姨妈拜托她的朋友去拉萨的时候顺带把我捎上。

我爸爸呢?我问姐姐,姐姐摇摇头。

我爸爸呢?我问带我上路的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也摇摇头。
从姐姐住的地方开车到拉萨,走了三天。一路上叔叔阿姨跟我有说有笑,就是避开不提有关我爸爸的事情。第三天,快到拉萨城了,叔叔把车子停在一条小溪边休息。我蹲在溪边,一边让冰冷的溪水划过手心,一边望着远处的山林出神。阿姨突然问我:“如果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怎么办?”
那一刻,我觉得想不通的一切都有了答案。我心里一痛,然后一脸不在意地回答:“离婚是大人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但是不管他们有没有离婚,爸爸还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我妈妈。”
我能感觉到叔叔阿姨松了一口气。
到了拉萨,我先在姨妈家借宿了几天,后来搬到店里跟妈妈住在一起。我们都避开不提我爸爸。
某个清冷的早上,我难得早起,便站在店门口帮忙,妈妈着急忙慌地把我换进店里。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清冷的早晨,在小吃店对面的马路边上,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络腮胡的拾荒者,正远远望着他心爱的女儿。

 

不知是老天眷顾,还是姨父帮助,我以年级倒数第一的分数险险地进入了高中,和表弟一起到天津,开始又一个三年的离家生活。

高二的某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他说,在姑妈多方求助下,他终于可以回蔬菜管理办公室上班了。
比起知道爸爸能重新工作,我更欣喜的是又找到我爸爸。
我不知道在失去联系的这些日子里他经历了什么,至少,我们又联系上了。
接下来的日子,偶尔会接到爸爸的来信或者电话。爸爸会跟我讲讲他的新工作——蔬菜种植技术指导。爸爸讲农技,讲他下乡的体验,讲他和当地农民的互动,帮助他们搭建大棚,指导他们如何种辣椒、茄子、黄瓜这些在高寒地带不太容易生长的蔬菜,当地里结出果实,农民们欢呼雀跃,他也雀跃,还不忘跟我分享。

我刚收到爸爸的来信,就接到了姨妈打来的电话:你有没有接到你爸爸的消息?

我一脸装傻:没有啊!
姨妈:你好好读书,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
我:好,我知道了。
姨妈:你爸爸那个人就会吹牛,你别听他的,好好读书,争取考个好大学!
我:好,我知道了。
我爸爸似乎也确实不靠谱,从来不讲什么“认真学习,将来考个好学校”之类的,每次都把邮费和电话费浪费在分享他的工作琐事,讲述他如何热爱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上。
2003年,我要高考了,考前要填报志愿,是件大事。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因为早恋的原因,坚决地放弃了牵手清华的可能,爸爸知道之后,什么都没说,继续分享他的上山下乡。倒是姨妈气坏了,千里迢迢打了个电话来狠狠训斥了我一顿,并且严厉得说:“你要是敢学医,就不要认我这个姨妈了!”因为她曾经是妇产科医生,太了解做医生有多耗心。但是拗不过我的执着,最终妥协了——学医可以,不许从事妇产科。而我执着的底气,来自爸爸——你自己怎么想的?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志愿怎么填报,我觉得都可以。
2003年的夏天,一条消息震惊了小县城:县长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个地方还从没出过这样的高材生呐!但很快,另一条更让小城居民们震惊的消息迅速把前一条给淹没了:蔬菜管理办公室那个蒋老师(虽然不做老师很多年,但是当地居民还是喜欢称呼他老师)的女儿竟然考上了复旦大学!!!
在小城居民眼里,爸爸就是个怪胎,怪胎的女儿竟然能考上好大学,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很快,爸爸感觉到大家看他的眼神变复杂了,不再是单纯的同情或者鄙夷,而是或多或少夹杂了些羡慕或者嫉妒。

两年后的某一天,爸爸在河边偶遇一位在山上寺庙修行的僧人,僧人打量了爸爸半晌,开口问道:你是那个女儿考上名校的蒋老师吧?

爸爸很平静:是的。
僧人:看不出来你很会教孩子啊!你女儿居然跟县长的女儿差不多厉害!
看,标签的力量多么强大!

 

大学期间,爸爸来看过我一次。看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想买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他想把自己探索高原蔬菜种植的过程记录下来。经过几年的探索,黄瓜、茄子、大辣椒等在他和菜农的努力下长势喜人,爸爸希望他的探索能理论化,用于推广。

除了自己学摄影,他还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学习视频剪辑,我第一次接触视频剪辑软件,还是硬着头皮帮他解决视频剪辑遇到的坎。当然,我没派上什么用场,最后问题还是他自己解决的。
2008 年,我大学毕业,按照家里给我计划的人生,应该是回到西藏,借着姨父的照护,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事件波及到妈妈开店的那条街,吓得妈妈赶紧打电话给我,让我自己找工作,别回去了。
听了妈妈的描述,我赶紧打电话给爸爸,问问他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说他还好,依旧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打扫卫生,烧好开水,等着领导指示工作。等些日子天暖和了,就住到村上去,等春季的秧苗的下地了,存活了就回来,和往常一样。
听着爸爸讲述他的工作日常,我已经很习惯了,可是姑妈有点忿忿不平,因为爸爸现在的工作是她托了九曲十八弯的关系才找回来的。她希望自己的大哥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别再那么窝囊,能过得轻松一点,舒心一点,结果他回去工作,不仅是个农技师,还是保洁员、勤杂工以及打字员。用姑妈的话说:你爸真是的,办公室里别人不愿干的活都是他的,他也不吭气,被人欺负了也不跟我说一声。爸爸的讲述倒是让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强迫,他也一点都不委屈。所以我有点不理解姑妈的心情。
2009 年春天,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爷爷病情越来越重了,已经糊涂得认不清人了。于是我请了年假,回成都看望他,和他一起度过唯一个三世同堂的春节。
那个假期我哪里也没去,就和爸爸一起守着爷爷。爷爷时不时会和胡言乱语,提起一些陈年旧事,爸爸会顺着爷爷提起的片段,陪他聊聊天,从他们父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我才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爷爷进过人民大会堂,戴过红花,本应该有“辉煌”的前途,但是爷爷的性格太温和,什么事情都不争,身体又不好,在事业上一直没有起色,在奶奶心里就是个没出息的窝囊废。而爸爸的性格像极了爷爷,也是什么事情都不争,看上去就是一副不肯努力、不求上进的废物样子,所以从来都不受奶奶待见,又因为生了个女儿,就更被奶奶嫌弃了,再加上承包菜地不成功,不仅被人骗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还得靠妹妹帮忙,爸爸在奶奶眼里,不如废物。 
小时候我就知道,奶奶的态度,是爸爸心里的结。他既希望得到奶奶的认可,又不愿意为了得到认可,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2010 年的春天,爷爷又住院了,肺性脑病发作的他昼夜颠倒,行为退化成了个小孩,爸爸把一整年的假期都用来照顾爷爷。那段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爸爸给我讲述他陪伴爷爷的琐事——每天下午他会路过爷爷最爱的点心店,给爷爷带一块他最爱的蛋糕,每天陪他聊天,在病房里照顾他吃饭、如厕、擦澡。有时他会讲讲爷爷奶奶的陈年旧事,那时候的我就是静静地听着,都没有发觉那是爸爸纾解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
有一天,爸爸告诉我:爷爷走了,很平静,没受什么罪。爸爸的声音也很平静。在陪伴爷爷的日子里,他们重温了很多年前的旧事。爷爷告诉爸爸,奶奶的一生其实活得很挣扎,本以为嫁了个前途无量的人,结果是团扶不上墙的烂泥,只能靠着自己努力,去争取还算体面的生活,本以为生了三个儿子,应该有出息,结果老大像爸爸,不知道上进;老二没能超越学生时代辉煌的顶峰,人到中年,归于了平凡;老三被自己惯坏了,在家啃老;剩下两个女儿,终究是嫁出去的,有出息,也不属于自己。爸爸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正被撕扯着。

 

2012 年,奶奶病倒了,脑干梗死,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征求爸爸、叔叔和姑姑们的意见——在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是否进行气管插管或者气管切开?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集中在爸爸身上,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打电话给我。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奶奶的情况,知道时日无多,在挣扎了一小会儿之后,我决定替他们五个做决定——放弃所有有创伤的抢救操作。

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爸爸再次请了假,每天最早一个进ICU探视,最后一个离开,他坐在奶奶床边,牵着她有些水肿的手,回忆着他们母子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有时候爸爸流眼泪,有时候是奶奶,就这样过了 12 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奶奶也平静地离开了。
奶奶离开了,爸爸计划继续钻研高原地区的蔬菜种植技术。但就在他陪伴奶奶的这段日子里,一位援藏干部拿着爸爸总结的技术资料,到他原本工作的城市申请了奖项,爸爸的劳动成果,成了别人的嫁衣。
为此,爸爸愤恨过,但仅限于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不想再相信别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爸爸才向我讲述我中学那几年,他的踪迹。
我去内地读书不久,菜地的承包期限也到了,政府收回了土地,和土地上的所有资产,爸爸回到木楼的家,他想着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做老师。但原来的岗位早就有了人。很快,有人来回收木楼的房子,因为爸爸不是学校的职工,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银行里还有几十万的欠款要还,现在住的地方也没了,还有远在内地读书的女儿要供养,爸爸妈妈每天都很愁。因为姨父工作的变动,姨妈举家搬到了拉萨,在姨妈的照护下,妈妈去了拉萨。很快,爸爸也辗转去了那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们几乎无依无靠,也找不到讨生活的门路,虽然他们没说,但我觉得用穷困潦倒已经不足以形容。
姨妈和姨父劝妈妈离婚,因为至少得有一个人保有供我读书的能力。妈妈左右为难,爸爸起初是坚决不愿意离婚的,但是一想到,如果不离婚,妈妈赚的钱得统统还给银行,就没钱供我读书了,他最终选择了离婚,我的抚养权归妈妈,所有债务归爸爸。
很快,妈妈在姨妈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吃店,虽然辛苦,但能养活自己。起初,爸爸也住在妈妈的店里,偶尔帮帮忙,但是,不知为什么,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他被赶了出去,那时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两三天。

 

2000 年的夏天,已经拾荒一年多的他,在垃圾桶里找到两只完好的对虾,他觉得这是老天在给他提示,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在一个清冷的早晨,来到妈妈小吃店的马路对面,隔着车辆稀少的马路,看见了几年没见的女儿。

爸爸没有讲述很多他拾荒的经历,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他要求自己做个善良的人,即使在最困苦的日子里,也不去偷、不去抢,不以伤害别的动物谋生。
2002 年,在一场城市清理运动中,拾荒三年多的爸爸被关进了收容所。
爸爸被关在收容所的这些日子,远在成都的姑妈正在忙着帮他找关系,试图让他重回工作岗位。
离开收容所那天,爸爸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蝎子,把它放生了。爸爸说,这只蝎子在他胸口的口袋里住了好几天了,他们相处得很和平,小家伙没有蛰他,现在他要走了,蝎子也该回到自己的世界去了。
几个月之后,在姑妈的帮助下,爸爸终于养好身体,回到了县蔬菜管理办公室,重新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至此,我才理解姑姑的忿忿不平,她是心疼自己的大哥,希望他能过得舒心一点,不要任由办公室里的人欺负。同时我也更理解爸爸的逆来顺受,办公室里的冷嘲热讽和白眼,与那拾荒的三年半和收容所的那一个多月相比,已经是天堂。
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他戒了烟,也几乎不再喝酒,农技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当地的菜农又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蒋老师”。
不断有人对我说,你爸你妈该复婚的。
但事实上呢?爸爸这些年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习惯追着心中所想去做事,习惯了没有牵绊。复婚,无疑是给他套上了一副亲情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爸爸的性格和妈妈不合,队友跟爸爸的观点不合,如果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需要花费更多的经历来调和这些不合,对我来说,也是负担。
更重要的,是爸爸跟我讲起他这些年悟出来的相处之道:对待家人,应该如同对待社会上的朋友、同事一样, 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尊重留一点空间。
这话乍一听好残忍,家人之所以是家人,就是因为亲情血缘让他们比朋友、同事更亲近,为什么还要保持距离?
回想一下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经常把好脾气留给外人,坏脾气带回家?明明家人才是值得我们温柔对待的人啊!保持距离,是为了保持一份觉知,别把坏脾气带给亲近的人。
不复婚,是他与我们保持距离的方式,我尊重他。
那么,爸爸就没有出错的时候了么?当然有!
花钱不知道计划的爸爸经常想到一出是一出,本来够他一个人生活的工资经常不知道被他折腾到哪里去了。经常青黄不接,还到处找人借钱,到了还不出钱的时候才敢鼓起勇气告诉我:手头周转不出来了。每次接到他的这种电话我就气得七窍升烟,我当然不指望他在经济上支持我一把,但这种突如其来的窟窿,我也没本事每次都能补得上,重点是他经常把自己折腾得下个月的生活费都没了着落,眼看着就要饿肚子。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隔着电话训了他一顿,训斥他这么大的人了花钱没个计划,连生活费都能折腾没了。然后勒令他每次拿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划出一小部分存起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许用,免得下个月又要饿肚子。
三个月之后,爸爸打电话来感谢我,说“每个月留一点钱备用”这个办法很好,从此,他再也没出现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孩子出生至今,几乎没有见过姥爷,但奇妙的是大宝愿意隔着屏幕跟姥爷聊天。我问大宝为什么喜欢跟姥爷聊天,大宝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跟姥爷聊天好玩。”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聊天后我才发现,因为他能看见孩子,看见孩子需要被聆听的需求,所以大宝特别喜欢他。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爸爸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 ,人生其实很难爱一行干一行,更多的时候是干一行爱一行。

而爸爸是用他的一生为我诠释了这句话。

做语文老师的时候就用心地把教材和大纲掰开了揉碎了装进自己的心里,把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运用于实践,在课堂上用孩子们喜欢或者愿意的方式把教材的知识点重新呈现出来。
做菜农的时候就用心享受每一天的辛勤劳作,会为每一次种植尝试的成功而雀跃,也会为每一次失败而感到心疼,不是心疼那些钱,而是心疼那些本该发芽,就因为尝试失败而不能绽放的生命。
在办公室里做职员的时候,就做好每天的卫生,烧好大家要用的开水,用心把自己的经验一笔一划地记录下来,不花费精力去思考别人会怎么看自己。
做农技师的时候就认真下乡,感受路上的风、天上的云,去和农民一起想办法让地里的菜苗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
外界说你该写教案才能成为好老师;

外界说种菜都没出息;

外界说五十几岁的人了,还天天打扫办公室,难怪一辈子一事无成;

外界说你该跟你老婆复婚,给你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这些外界的声音无穷无尽,这些外界的声音永远都不会消停,他们如同伸向各个方向的手,撕拉着父亲的身体,但爸爸的心不动,他只想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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