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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iren Lu(美籍华人)。本文来自:顾而言之(ID:whatGsay)。
 
那是 9 月温风和煦的一个星期,在北京中央商务区金碧辉煌的写字楼里,我和八位中国创业者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同样每天需要工作 12 小时。但我们不是在创业,而是在发掘和提升自己。
 
这就是认知突破班,通过源自斯坦福商学院的理论体系和在硅谷实践 40 多年的方法论,来帮助大家提高自我认知,发掘自身的盲区。
 
学员们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 北京、四川、上海、广东,都有着一些十分传奇的经历,这些背景和经历在中国并不普遍。
 
胡同学是个实用主义者,从小家境贫寒,大学时居然中了巨额彩票,26 岁时创立了医疗保健公司,嫁给了大她 20 岁的大亨。
 
陈同学是个时装设计师,在国外待了多年,有自己的品牌。
 
肖同学是肥皂剧写手,这一定程度掩盖了她的高智商。
 
杨同学则是一位技术主管,她在西方占星学方面的造诣使她成为所有学员中最受尊敬的一位。
 
另一位女士经营着一家教育非营利组织;还有一位曾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总管。
 
班上还有两位男士。黄同学永远积极向上,阳光灿烂,尽管他最近刚刚经历了一场离婚,而吴同学总是无缘无故的情绪化。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人希望学习如何处理工作中的冲突;有些人则希望改变根深蒂固的坏习惯。
 
于我而言,来参加的原因涉及到自己工作和个人的一些经历。
 
五年来,我在纽约做软件工程师的同时,还兼职做自由记者。在写科技文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硅谷与中国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在中国公司几十年的模仿之后,腾讯、阿里巴巴和 TikTok 的母公司今日头条等中国科技公司,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直播方面都超越了西方公司。通过此次参加课程,我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推动和塑造中国科技行业背后的力量。
 
在更私人的层面上,这个班级也是一个认识一群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人很好的契机。作为一个二代美籍华人,我经常会想,如果我的父母当初没有移民,我可能会过上另一种生活。
 
我最初提出旁听一天的课程,但真格学院院长顾及把全程参与作为写文章分享该课程的前提条件,我同意了(我也同意不使用学员的真实姓名,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我打算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不参与讨论,但后来发现,事情的发生出乎我的意料。
 
▲ Photo by Yannes Kiefer on Unsplash.
 
第一天上午,在顾及的带领和三位助教的协助下,我们建立了学习守则。
 
到了下午,我正犯困时,一位助教冲进教室,告诉我们:他不干了!
 
他说:上午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某些学生无理取闹,态度强硬,而其他人则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他说完后,全场一片哗然。
 
上午无理取闹并且态度强硬的人显而易见。陈同学,那位时装设计师,一个三十多岁的时尚女性,她显然习惯了领导作风,指挥别人。
 
那天上午,她坚持要对上课迟到的同学进行 100 美金的罚款。虽然有几个人开玩笑式地进行了反驳,但没人彻底否定这个想法。她说话的语气让人无法指责;她的理由 — 现金罚款可以有效让大家守时,也有一定道理。
 
最后所有人都同意了她的想法。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所以大家也倾向于配合。
 
现在,这个助教问我们:是否真的同意这个重金罚款的措施?他自己那天早上虽然提前一小时出门,但还是迟到了。生活中总是有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突发情况。
 
在早上提出分情况处罚的吴同学说,他同意罚款是因为他想快点结束讨论。
 
这时,黄同学又回过头来问这个助教,问他自己迟到这件事是不是引起了公愤?
 
与此同时,一直看似淡定地听着大家批评的陈女士为自己辩解说,她支持重金惩罚,是因为她认为惩罚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大家不会违规。
 
后来,我在想:那位助教情绪爆发是不是一种教学手段,用过度的反应来激发学员的真实情感?
 
在现实生活中,你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一个人:他话太多了,也不会说他过于强势。这些都是在背后悄悄说的,或者暂时不说,但记在心里为将来的决定做参考。
 
尽管违反了传统的社交礼仪规则,这位助教的行为为课程奠定了实事求是的基调。
 
在这里,我们不仅被允许表达真实的情感,而且被鼓励畅所欲言。
 
这段插曲让我想起了以前在研究资产管理公司桥水的背景时听过的一个说法:桥水的创始人雷·达利欧(Ray Dalio)围绕着“极度的透明度”这一理念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并经常向其他公司宣传这一理念。然而,向同事提供毫无保留的反馈意见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以至于桥水公司有时被称为邪教。
 
尽管美国人自诩为直率的射手(straight shooter,指说话直接坦诚),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在践行,至少在办公室里没有。
 
然而在中国的环境中,要完全真实地互相反馈意见,似乎更不可能。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曾与许多老派的中国老板交谈过,与他们沟通需要迂回婉转,并涉及到许多对高层和“面子”的让步。
 
而在这里,我的同学们推翻了我的偏见。他们就像是变色龙,在中国传统圆滑迂回的沟通方式和当今中国坦率直白的沟通方式之间游刃有余。
 
那天下午,顾及把这个助教拉到一旁跟他谈心,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了。
 
两年前,我第一次听说顾及,是在为一篇关于中国科技创业环境竞争激烈的选题中采访真格基金 CEO 方爱之(Anna)。
 
我问 Anna,“那些创业者在失败之后通常会做些什么?他们会不会再次尝试创业?”她告诉我说,真格基金正在策划一门名为“失败研修院”(后更名为“真格学院”)的课程,由一位名叫顾及的连续创业者授课,参加的对象是那些损失了至少 300 万初始资金的创始人。
 
这门课的目的是探索性的,也是休养生息的。许多失败的创业者后续会继续筹集更多的资金,并再次尝试创业。
 
我后来到北京的时候,和顾及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海鲜店吃饭。她个子高高的,留着一头男生短发,五官挺拔。我的第一印象里,她是个淡然、冷静的人。
 
但随着深入地交流,我发现她蕴含巨大的同理心,并且能够异常敏锐地剖析人类行为的浮华和变迁。
 
她在中国长大,但年轻时曾在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生活过。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然后去了斯坦福商学院。
 
在斯坦福的时候,她选修了一门名为《人际关系动力学》的课程。这门课的绰号是“Touchy-Feely”(触类旁通),目的是教授未来的行业领袖们在企业财务讲座中学不到的软技能。
 
在她三十出头的时候,遭受了人生中的重大打击,在从失败走出来后,她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她回忆起《人际关系动力学》课程,以及它如何帮助她获得自信,并认识到个人的盲点。她一直喜欢教学,并希望在科技行业深造后,能成为斯坦福的讲师。她曾经和斯坦福讲师一起教过《人际关系动力学》课程的衍生版本。
 
方爱之和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鼓励她尝试教课。她开始为那些创业失败的中国企业家量身定做一套课程。
 
课程理论的基础是:通常被归咎于创业失败的原因(现金流短缺和激烈的竞争)可能是由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所造成的 — 人际关系的认知偏差或创始人自我认知的盲区。
 
真格学院的认知突破班是中国科技界第一门讲述与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相关内容的课程。
 
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的是解决温饱问题。但到了 2017 年,失败研修院启动时,中国已经稳稳地成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更多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们开始寻找更多的东西,人们的追求已经转向了自我提升。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消费者对提高自身素养的事物越来越感兴趣。
 
在我参加的时候,顾及不再把创业失败作为参与课程的条件之一,而采用了更广泛的“认知突破”的目标,并标榜为领导者提高自我意识、避免决策陷阱的通用课程。
 
这六天的学习学费为 5000 美元­­­ — 这是一笔不菲的投资,但越来越多的中国职场人士却愿意去投入这样一笔资金。我参加了的是第 20 期课程,我的许多同学都是由他们上过课的朋友介绍来的。
 
第一天下午的戏剧课程让大家破了冰,到了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个舒适的课堂节奏。
 
每天早上 9 点,我们会在会议室里的坐垫上坐好,助教们会帮忙点咖啡,然后开始一天的课程。在接下来的 12 个小时里,我们都会在那里。
 
有时顾及会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其他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练习,比如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模拟对话。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聊天,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恋爱生活,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祖父母。
 
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虽然我的普通话对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人来说算是很好的,但流利程度还不足以能让我用我想要的方式表达自己。
 
当然这也有一些好处:比如,我必须在说话之前思考清楚,我说话也会更有分寸,我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但语言的障碍也让我感到沮丧,好像我变成了一个顺从、迟钝的人。
 
这让我开始理解在美国工作或上学时讲中文的人,以前我会认为他们是怯懦的。但我现在觉得,也许他们用自己的母语也能像我一样幽默、自信、侃侃而谈。
 
课堂上,导师期待看到我们的“进步”。
 
顾及和助教们会故意引导和刺激我们并以此激发我们的情感突破。
 
起初,这种做法让人觉得很勉强、很刻意,但也很有成效。
 
按自我突破来看,表现“最好”的应该是陈同学。
 
尽管在第一天,她因为强制要求惩罚措施而被大家批评,但她坚强的外表也是一种保护机制。
 
在一周的时间里,我感受到她随着对我们的深入了解而变得温和起来。
 
她性格外向,魅力四射,她善意地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夸奖一个害羞同学的妆容,给我们每个人提供时尚的建议。有一次,陈同学在描述完自己的童年后哭了,顾及给了她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
 
有一天下午,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选择三个同学来提出反馈。陈同学被选中的次数最多,她在等待我们发言时显得很紧张。
 
她其实不用这么紧张。因为大家给她的反馈都很好。
 
连助教都告诉她,他对她的评价有了明显的改观。他看得出她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克制自己想要主导的冲动,给别人腾出空间。当他告诉她,她戴的两颗大黑珍珠耳环,影响了他的视线并且让他分心后,她甚至换了耳环。
 
然而陈同学在班上的所谓进步却让我感到不安。
 
我不禁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些反馈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
 
课程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为什么她不能有领导作风?为什么她不能戴她想戴的耳环?你们是在强迫她进行讨人喜欢的改造,这种改造会让所有的女性都感到窒息。
 
但是我确实在那之后更喜欢她了。这说明了什么?
 
有很多时候,我的西方自由主义情怀与中国人的坦率情怀发生了冲突。
 
这些时刻让我感到困惑。对于陈同学的评论似乎常常是对女性有偏见或冷酷无情的,但它们似乎也的确有一些真实的部分。
 
美国人痴迷于自我提升书籍和励志视频,我们经常强调对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通过接纳自己的缺点而实现对自我感觉良好这一微妙的行为。
 
自助行为是为了鼓舞自己。它传递着非常鼓舞人心的信息。
 
它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缺陷就是消极的思想。我们必须把积极的能量投放出来,并且庆祝我们内在的真实自我。所以没有需要改变的。
 
在中国,我看到人们传递出来的信息没有那么积极饱满,但也比较振奋人心:你是有缺陷的,当然你也想弥补这些缺陷。
 
这给予了我们改变的契机。
 
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被要求给某些个人特征 — 家庭背景、教育、职业、相貌、财富、身高、婚姻状况、地理位置 — 贴上优势或者劣势的标签。
 
接下来的分享,是我听过的最真实的关于这些标签的看法。
 
一个学生说,她觉得自己一定很漂亮,因为男人总是追求她,她觉得自己做了双眼皮手术后会变得更漂亮。另一个同学则承认自己的脸是歪的。
 
当我做自我评价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教育和家庭是优势,而我的相貌和财富是劣势。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说了一些关于自己负面的话。在这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其实只是自卑;没有人说任何反对的话;没有人提出抗议或给予我安慰。
 
虽然最初的沉默引发了我内心的一些孤独和不安全感,但我也感到很欣慰。我的不安全感不只是在我的脑海里。
 
它们是真实的东西,因此,我可以改变或弥补。
 
当然,把生活看成是一系列的市场交换 — 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婚姻市场,并在这些市场中寻求自己价值的最大化,会造成情感上的伤害。
 
我体会过这种伤害,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的父母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音乐比赛中获胜,进入排名靠前的大学,获得一份有声望的工作。
 
如果我做不到,他们会告诉我这个世界会看不起我。
 
在课程初期,一位助教曾告诉我,在一次关于我们身份认知的练习中,我列出了我正在做的或曾经做过的事情 — 去了哈佛大学,当过谷歌工程师,而不是我是谁这样的身份认知。
 
我当时对她的反馈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她确实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不应该只是我经历的代表。
 
受美国文化熏陶下的我觉得,我的身份是内在的,独立于他人的。
 
而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我说,我的身份是建立在他人对我评价的总和。
 
这个认知上的矛盾心理在某天下午上课的时候又被激发了了。
 
前一天晚上,我向一位助教倾诉,因为我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不太会说一些我可能不擅长的事情,因为这些可能会让我看起来很蠢。
 
她的回答是:“嗯,是的,因为你上过哈佛,如果你看起来很蠢,人们或许确实会觉得很失望。”
 
这并不是我想听到的。
 
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我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在那天下午,我当着全班面前告诉她,“而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错觉。”
 
我忍不住地哭了。那滔滔不绝的哭声,似乎是凭空出现的。
 
当我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了一片友好的面孔,虽然有些不知所措。
 
其中一位助教给了我一包纸巾。医疗保健创业者胡同学说:“你知道,我们其实都没有那么在意你不够好。”
 
我点点头,流着鼻涕。
 
我从理性上知道这一点,但在内心深处,我对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同或许比在场的中国人更多。
 
顾及经常谈到,要在你与自己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之间找到一个快乐的平衡点。
 
我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 — 追求共识,过度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
 
顾及评论道:“陈同学则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走的太远了。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
 
在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做了一个练习,包括对我们的个人价值观进行排序。助手们给我们发了一套卡片,每张卡上都有爱、财富、权力、卓越、友谊和独立等词,让我们选出前五名。
 
练习的过程很欢快,我们在选择完自己的价值观并陈列出卡片后,就像小学生展示家谱项目一样,走来走去,看着大家的选择。
 
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人把自由列为最高价值。还有人列出了财富。
 
我自己的价值观是健康、爱情、知识、创造力和实用主义。
 
我注意到,我生活的中心主题其实被这个练习完美揭示了:
 
我的前四种价值观 — 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观念 — 常常与第五种价值观实用主义发生冲突。
 
我想做一个自由奔放的波西米亚人,但我也想把我的钱花光。也许这种实用主义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遗迹。
 
我的几个同学告诉我,尽管我有着美国口音和西方举止,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深具传统的中国女孩,事实上,比今天的中国人更传统。
 
这是有道理的。我的父母是在 80 年代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离开中国。
 
1985 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生会被国家分配到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会照顾你。会给你分配住房,你可能会在那里遇到你的配偶。你所需要的只是默许这个制度。
 
但在接下来的 35 年里,中国变了。私人市场开花结果。房地产价格暴涨,大学毕业生需要自力更生。默许不再是一种选择。
 
今天的中国有 14 亿奋斗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心深处并列着传统与现代、自由与责任、服从与拼搏。走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会看到“中国梦,我的梦”的标语印在横幅和建筑标语牌上。
 
在美国和中国,大家对自我突破的定义是有区别的,这区别也许就在于顾及所说的整体心理学的四个象限之间的平衡:“我、你、我们、他们”。在美国,大家只考虑我。在中国,还有我们,他们。
 
她说,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这不是只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简单,你也要和别人想做的事有交集。
 
在课堂快结束的时候,我和胡同学进行了一次对话。她知道我在为如何平衡我的计算机工程和自由撰稿的双重职业而苦恼;我曾谈到是否要全职追求一些不太赚钱、更不稳定的兴趣。
 
她质疑我的兴趣是否需要不那么赚钱和更不稳定?“你是否有办法,建立一个业务:从你的写作开始,发展赞助和联盟营销。你可以有一个订阅服务,你可以为电视、播客写文章。你可以想出一些新的东西。”
 
她的观点是:选择既不是盲目追梦,也不是盲目追逐经济安全。
 
相反,还有第三条路,一条需要创造力但可能最终调和我所有矛盾的欲望之路。
 
这是我在硅谷听到的那种“将激情货币化”的思维的体现,但在中国却随处可见:二十多岁的人在淘宝上卖标价的化妆品样品套装;一个千禧年的农民和厨师在中国的 TikTok 豆瓣上通过流传她在四川农村生活的视频,积累了 3000 多万粉丝;真格学院本身,诞生于极度的个人失败。
 
课程结束的第二天,我和小顾去市里一家很受欢迎的火锅店吃饭。最后我们头脑风暴了一下,她如何能把这个课程的版本带到美国去。“如果你有几个美国朋友感兴趣的话,"她笑着说,"剩下的事情我可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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