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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澍晨。本文首发自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
写在前面:
近年,中国儿童性侵案件持续高发,2015 年至 2018 年 11 月,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 11519 件。其中,熟人作案占极大比例。一些案例触目惊心,有的竟侵害多达 100 余人。然而,被公开的事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受害儿童的未来人生、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女童保护”基金创始人孙雪梅不忍于孩童的生命希望就此毁灭,以“防性侵”课程的方式,为孩子们扫除无知和恐惧,给予他们保护自己的工具和勇气。
 
“我国现在对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两会’,我们一定要继续建议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对同伴们说,神情愤慨。
 
孙雪梅成长在贵州山区,在成长过程中,她听说过一些儿童被性侵的经历,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和因此带来的人生轨迹的改变,都常让孙雪梅回忆起来感到刺痛和“受不了”。
 
2013 年,她还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每天大量追踪、报道各种公众事件,这让她更多、更细节地关注到一些弱势群体。
 
那年 5 月,短短 20 天内,媒体接连曝光了 8 起性侵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案例,舆论一时为之沸腾。孙雪梅所在的一个记者公益活动群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也就是在那时,孙雪梅意识到,儿童性侵事件,一直都并不罕见。
 
于是,那年 6 月 1 日,孙雪梅与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了“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让儿童远离性侵害。
 
在那之后,“女童保护”每年都会统计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例。2013 年至 2018 年,国内媒体共曝光 2096 起性侵儿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数量的受害儿童,有的甚至多达 100 余人。
“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数字背后的每一个孩子,他们惊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谁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去求助……”孙雪梅说。
 
孙雪梅下定决心,将“女童保护”的工作重点定下。一是做防性侵知识普及,改变公众观念;二是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推动完善预防机制的同时,帮助遭遇性侵的儿童。
 
谈“性”色变
 
“同学们,性是非常美好的,”孙雪梅在台上大声说。她看到台下孩子们专注而有些羞赧,后排家长们神色紧张起来。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年龄发生,”她继续说。家长们明显松了口气。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鼓励你们在青春期发生性行为,而是让你们对性的知识有全局了解,这样你才能对自己、对他人健康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2019 年 7 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餐厅的大包间里,孙雪梅向 30 多个孩子讲授新开发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课程。这次课程应家长邀请而开。这些女孩子刚刚小学毕业,即将进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长们联系“女童保护”,希望将这次课程作为送给她们的毕业礼物。
 
不过,这次邀约的部分家长提出:最好只讲防性侵部分。孙雪梅分析,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不需要知道性行为相关知识。
 
中国社会“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是“女童保护”一直面对的敌人。
 
早在 2014 年,“女童保护”就试图制作青春期版课程。但是,各方面专家、教育从业者,甚至“女童保护”团队内部,对课程内容和尺度都无法达成共识,争议纷纷——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为、连生殖器官名称都用“隐私部位”替代的儿童版课程,推广起来都还有障碍。
 
她曾通过联系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学校授课。上课时,校长旁听一会儿就出去了,没有说什么。不过后来接受媒体回访时,校长表示:“讲这个,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们以前都没有提过‘性’这个字。”
 
过去几年,不少家长向“女童保护”讲述了青春期孩子怀孕流产的经历,希望在防性侵知识之外增设性教育内容。这让她感觉青春期版课程已经到了不能不讲的地步,这才重新将其提上日程。
 
“我们的价值所在”
 
孙雪梅出生于性别不平等的乡村地区,她小时候村里很多人还视自家女儿为要“泼出去的水”,女孩子初中毕业后几乎只有两条路——打工或嫁人。女生上高中简直有些“痴心妄想”。
 
孙雪梅父亲是乡村教师,家里一共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孙雪梅排名老四。自家大姐成为全乡第一个女大学生,而孙雪梅自己也作为县文科状元上了重点大学。孙雪梅家在他们村里成了“特立独行”的榜样。
 
父母为了给家里孩子挣学费,除了正式工作,寒暑假还不辞劳苦从贵州去到四川,打一份伐木工的活儿。孙雪梅到现在都记得,打工回来后,父亲半夜做梦都在大喊,“快跑,树倒下来了!”。
 
孙雪梅说,自己是靠着“重女轻男”的父母,和高中起各方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她希望自己得到的爱,能再以公益的方式传递下去。
 
现在,运营“女童保护”项目的同时,孙雪梅还有一份“正职”——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工作“两头跑”让她极度繁忙,经常连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而她也与许多同龄人一样,面对着一线城市的巨大生活压力,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未来孩子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开销会大大增加。
 
她曾经面临“诱惑”。曾有企业开出几倍薪水邀请她加入。因为无法兼顾女童保护,孙雪梅思虑再三,最终拒绝。
 
“人的价值不是光用钱来衡量的。”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她,笃定将“女童保护”作为会终身参与的事业,如果转型,也需要把这个“孩子”带上。
 
随着“女童保护”工作的推进,她的价值感和继续下去的动力也不断叠加。
 
曾有一位小学女生听完课,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经历是性侵。她告诉了家长,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获。学校邀请“女童保护”再去给几百名家长上课。
 
还有学生听课后反馈某老师经常对他们动手动脚。“女童保护”去找学校交涉,最终将那名教师调离了岗位。
 
最近还有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在家长会上感谢了“女童保护”——一个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骚扰,她想起课程的内容,大声叫喊:“我还不到 14 岁,你想坐牢吗?”随即告诉了老师。
 
骚扰者在两天后被抓获,据说他经常在那一带,对年龄稍大的孩子性骚扰。
 
这一切都让孙雪梅和团队感到欣慰,“我们的课是有用的!”。6 年前凭着满腔热情一头扎进女童保护公益领域的她,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深知众人的认知没有办法通过一两次课就改变,遇到困难时,她选择积极看待。
 
曾经在某地区,“女童保护”已组织好了讲师队伍,排好了授课计划。这时,一名已离开当地上大学的学生找到当地的志愿者讲师,讲述自己初中时被一名老师性侵的经历,并指出那名老师仍然在那所学校教书。志愿者讲师在当地志愿者群里讲了这件事,讨论下一步怎么做。没想到,群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当地教育局下令,不再开展“女童保护”课程。
 
孙雪梅虽然生气,但还是一边寻找其他渠道,并且安慰自己“这也是对这个地方的一种震慑”。“不过这种很少,我们跟绝大部分地区的合作是顺利、愉快的”,她补充。
 
正是有这样情况的存在,更证明了女童保护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捂盖子不如提前揭盖子,告诉大家盖子下可能有什么。很多政府部门的人是爱孩子的,他们会主动去做,这也是造福一方。”
 
有专家预估,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 1/7 会进入司法程序。孙雪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受观念影响,受害儿童或家长没有报案;第二,由于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
 
她预判:未来几年,强奸、猥亵的报案率会提升。“不是因为这类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权利意识被唤醒了。我觉得我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教案,55 次细节修订
 
听起来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如果疏漏了或错讲一些小细节,反而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儿童版教案从初拟到现在,一共修改了 55 次,“每次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
 
有时候,是为照顾孩子的感受。
 
孙雪梅记得在云南山村试讲时,一个女孩忽然哭了。课后,她说:“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
 
孙雪梅“眼泪都出来了”。当天晚上,她就和同事们讨论,从此把“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防性侵教育不能变成恐惧教育,”她说。必须告诉孩子,身边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单纯让孩子认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说话’是不对的。但必须告诉孩子,帮助别人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离开常规路线,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时候,是为平衡。
 
最开始的教案里讲“熟人也可能性侵”时,本来只举例提到两三个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触的老师,为照顾老师的感受,得改成十几种身份。“比如说到老师、校长,也要说‘厨师、校车司机等’,老师就不会抵触。”
 
“同时,还要告诉学生,如果有课堂上讲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不管对方是不是权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坏人。如果没有,就不能拿这个来开玩笑。”
 
重重审核,排除那些普遍的误区
 
最近几年,来自各地妇联、教育部门、检察院等政府机构以及家长的主动邀约,已让“女童保护”忙不过来。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女童保护”已培训志愿者数万人,累计考核合格讲师 7000 多名,与全国 300 多个团队签约合作,在全国 30 个省份,向超过 326 万名儿童、55 万家长讲授了儿童防性侵课程;线上课程也覆盖了数千万人。
 
在筛选讲师这一步,“女童保护”有重重标准。应征的志愿者经过培训后,通过试讲、考核等环节,才能成为讲师。
 
一些想当然的认识误区,让不少志愿者没能通过筛选。
 
比如,怎样告诉孩子们“如果遇到性侵怎么办”?
 
孙雪梅回忆,“2014 年考核时,有志愿者没有仔细看教案,试讲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什么情况都要先大喊大叫、奋力反抗。”
 
而正确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两种场景。人多的时候应该大叫反抗,寻求周围人帮助离开。但假如周围人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或周围无人的山野时,这可能会刺激施暴方,也许会从性侵发展到杀人灭口。这时就需要告诉孩子:“先大声拒绝和适当反抗,但如果对方转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坏人,可以编理由逃脱,实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记住坏人长相、悄悄留下物品当证据。”
 
还有的志愿者在试讲视频中,说到坏人时,只让孩子们提防“坏叔叔”,是常见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此外,孙雪梅补充道,需要经常强调的还有:男童也可能遭遇性侵,也需要保护,所以“女童保护”的课程男女同堂。
 
推动制度完善
 
除了个体教育,“女童保护”还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都要召开座谈会,请来相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呼吁他们将相关内容写成议案提案。
 
会上探讨、呼吁的不少内容,正在逐步实现。
 
2017 年,女童保护与民法专家一起推动延长被性侵儿童民事索赔时效获得进展。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从原来的 2 年,改为 18 岁起算,3 年内有效。
 
对监护人性侵孩子的情况,“女童保护”参与推动剥夺监护权后的社会监护制度完善。监护人性侵孩子,出于生活保障、家庭伦理、亲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说,“要让这些孩子报警后还能过正常生活,他们才敢说出来。”孙雪梅说。
 
许多性侵受害者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要对不同的人反复回忆受侵害经过,甚至进行多次身体鉴定。“女童保护”呼吁推广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减轻审案给孩子带来再度心理损伤。
 
近两年,在最高检推动下,一些地区已开始试点。江苏淮安,孙雪梅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培训讲师时,看到当地检察院建立的“暖阳之家”。那里环境布置得很温馨,被性侵儿童由心理咨询师陪同,接受女性工作人员询问,如果没有明显证据瑕疵,不会再次去询问儿童。
 
一直以来,“女童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支持。老师需要严格培训,并且要有绩效考核。
 
过去几年与各地教育部门的合作中,曾经发生的现象是:教育部门认为“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考核过于严格。不过可喜地是,面对坚持,他们逐渐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门事实上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谁都能随便进课堂。
 
孙雪梅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必须严肃对待。
 
*本文部分参考了首发于“乐天行动派”《跳出农门的女孩,立志要保护千万儿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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