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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我叫 Karen,十年前定居硅谷。认识一诺和华章也是很多年前了,当年的老三一迪还在一诺的肚子里。那次聚会在我家,一诺就这样挺着肚子,一边跟我们语速飞转地聊,一边用手机打字,说:我弄了个公众号,叫奴隶社会,不端不装,有趣有梦。那时候的奴隶社会,供稿主力是一诺和华章自己。一晃这么些年。如今的奴隶社会已经成了高质量的读者群和作者群聚集地,影响了数量巨大的年轻人。奴隶社会和一土,还有安迪、鲁迪和一迪,这五个娃都健康茁壮地成长着。
 
两年前我成为全职妈妈,暂时在家照顾两个能量充沛的小娃。虽然每天的时间被孩子的各种活动以及繁杂无尽的家务分割和占据,仍会经常阅读、偶尔写作、定期参与社会实践和工作。十几年前复旦法学院种下的那颗人文关怀的种子,即便是不再从事法律行业,仍旧对我影响深远。兜兜转转之后体会到,乐天的行动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正向改变的态度和方法,也能帮我找到自我内心和外在现实协调一致的平衡点。
 
在过去半年里,我每周三去 Stand Up for Kids Silicon Valley(本文将之翻译成“硅谷流浪青少年救助中心”,后文简称为“救助中心”)救助和辅导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看着其中的一些青少年,有的与家人团聚,有的高中毕业,有的有了稳定的工作,有的搬进了真正的房屋,而有的则在街头遭遇意外而过世。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做义工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忐忑地想:要是这些流浪汉攻击我怎么办?他们情绪不稳怎么办?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第二天,看着那些年轻人有序地进来、签到、放置个人物品、很礼貌的跟我打招呼、寒暄,再想想前一天的恐慌,我在心里暗暗笑自己,我知道是自己的无知带来了那些恐惧。
 
这半年的工作,改变了我很多认知,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讲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有笑,有泪,有艰辛,有希望。我相信,不论一个人生活在哪个国度、哪个城市,也不论这个人的能量是巨大还是微弱,都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顺手做点什么。做与自己价值观契合的事,本身就是愉悦和满足的,也就不需要再额外图点什么物质来量化这种价值了。
 
 
先给大家介绍几位朋友。
 
杰西,19 岁的大男孩,有着卷曲的长发,明亮的大眼睛,瘦高的身材。初见他时,他刚从工地下工回来,套着荧光安全背心,满身的泥灰。杰西很健谈,跟我说起他对中国和中文很感兴趣,曾下载过学习中文的应用程序自学中文,接着又向我展示了几句简单的中文句子。当我表示听懂了他说的中文是什么时,他兴奋不已。杰西给我看他写的英文小诗,问我能否翻译成中文,他很想知道自己的诗用中文念出来会是怎样。之后每次见到他,他都是这样满身的泥灰,每次都会问我几个中文的常用词该怎么说。
 
杰西出生在硅谷,因为硅谷越来越难以负担的生活成本,杰西一家多年前搬去了加州中部一个小城。杰西现在供职于硅谷一家临时工作介绍所(Temp Agency),介绍所派下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工地拆过房子、建过房子,修过道路,守过仓库,做过保安,也回收过废旧轮胎。
 
杰西告诉我,他最喜欢的那份工作是回收废旧轮胎,因为那份工作他可以一直从早上 4 点干到晚上 6 点,他可以赚取 14 个小时的工钱,每小时能得到 20 美金,可惜的是这样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
 
而他最不喜欢的工作,是做仓库或者大楼的夜间保安,整栋大楼空荡荡的只他一人,那种寂静和孤独让他难以忍受,他调笑说守大楼就像守坟一样。杰西经常跟我聊起自律和规划,例如他现在的这份工地的工作,他需要早上 3:45 起床,然后赶早间第一班公交车到工地。他从不允许自己睡过头。
 
布兰,20 岁的大小伙,白净标致的脸庞,修剪得很有型的头发,和同样很有型的胡须,身材高大结实。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正跟其他年轻人比划擒拿格斗的招式。我惊讶于他的技巧如此专业。他笑笑,继而平淡地说,他在美国军队服役过一年半,去过阿富汗战场。
 
跟他熟识一些后,他跟我说了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一次在阿富汗出任务,前后四五辆装甲车依次前行,收到的情报是前方某路口有炸弹,需要排查。第一辆车的士兵对那颗炸弹进行了拆除,但士兵们不知道的是,在那颗炸弹下面,还埋了另外 40 颗炸弹。爆炸。除了布兰所在的最后一辆装甲车,前面车上的士兵全部阵亡。巨大的冲击力让布兰受了重伤,随后被送回美国进行手术和治疗。布兰的两个膝盖都被打进了大量钢钉。目前的他定期去医院做复健治疗,每天依靠止疼片维持正常的生活,否则疼痛会让他无法行走。
 
然而更富戏剧性的是,人回到了美国,档案却没有回来。就在布兰受伤被送回美国治疗的同时,他的直属上司在战场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一同失踪的,还有布兰的档案。没有军队档案的布兰,无法获得老兵的全部福利,目前的他,还在等待有关部门的解决方案。
 
阿丽莎,21 岁的爱笑女孩,某大型连锁超市的全职员工。工作时间是早晨 5 点到下午 1 点,在此之前,她在另一家连锁超市的熟食部工作了几个月。阿丽莎性格温和,从不跟人起争执,看见需要帮忙的,总是顺手就帮上一把。几周前因为与男友分手而低落了一阵,那阵子她笑容消失了,总是在沙发上发呆。但随后她终于决定放下过往,继续朝前走。
 
安迪,17 岁少年,戴着眼镜,非常安静,几乎每次见他,都是自己在角落,安静地吃东西、翻看手机。几个月前安迪顺利通过了高中结业考试,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我们问安迪,想要哪个商店的折扣券作为庆祝?安迪羞涩地笑着拒绝了。他说:我已经从这里得到了很多,不需要额外的礼物。
 
这样的年轻朋友,我还能给大家介绍很多位。他们看上去和普通青少年一样,喜欢穿休闲的着装,在意搭配,喜欢有个性的发型,有点酷、有点潮。有的个性开放,喜欢打闹和交谈,有的害羞、腼腆,尽量避免与人交流。他们都有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账号,有的还有 Youtube 频道,发布自制的音乐音频或视频作品。看上去,他们就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然而他们和普通青少年又很不一样:他们都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他们就是我们说的 Homeless Teens(流浪青少年)。以上介绍的四位朋友,每一位都是晚上睡在帐篷里的流浪青少年。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在救助中心认识了这些年轻人,在帮助和辅导他们的同时,我的很多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看起来和普通青少年并无两样
 
这是第一个颠覆我先前认知的观点。
 
一提到 Homeless(流浪汉),同时涌现在我们脑海中的词汇是:脏、臭、精神不正常、吸毒、酗酒、犯罪,等等。似乎穷人就完全等同于坏人。我们根本不会进一步去想,在流浪汉这个群体里,每个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差别十分巨大。我们更难想到,流浪青少年是流浪汉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与长期流浪街头的成年人或老年人相比,流浪青少年会尽量掩盖自己“无家可归者”的身份。他们竭尽所能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普通人,他们希望自己走在人群中不被察觉到。
 
他们在意自己的卫生状况,会想尽办法让自己保持干净、没有异味。他们注重自己的外表,即便衣服都是从捐赠衣物里挑选出来的,他们也会注意造型和搭配,让自己看上去有点潮,有点酷。他们是真正的背包族——他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背包里,不会像年长的流浪汉那样推着购物车到处走。他们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公共汽车和轻轨等公共交通、自己的双脚、滑板或者自行车。滑板,不仅仅是用来娱乐和扮酷的。对他们来说,滑板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公园、街头、图书馆等公共场合,你可能并不会意识到,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年轻人,其实居无定所,流浪街头。从他们的社交账号上,你能看到他们的分享,但大多不会发布跟自己无家可归状态相关的内容。所以从社交账号上,你也不会发现他们是流浪汉。
 
正是因为流浪青少年不容易被辨别,无家可归的流浪青少年的数量远比我们能看得见、能辨识出的流浪汉数量要更庞大。芝加哥大学 201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范围内,每 10 个 18-25 岁的年轻人中,就有 1 人经历过 12 个月以上的无家可归的生活,合 350 万人次;每 30 个 13-17 岁的青少年中,就有 1 人经历过 12 个月以上的无家可归的生活,合 70 万人次。[1]
 
成为流浪青少年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被虐待而逃离之前的家庭或寄居家庭,有的是年龄大了(通常是超过 18 岁)自然被剔除出领养或寄居系统,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负担而被扫地出门自谋生路,有的是与家人矛盾深厚而离家出走,有的则是父母去世或者进监狱后,没有人再照顾他们不得不流落街头。
 
不论任何原因流落街头,这些青少年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险,有数据显示,在初始流落街头后的 48 小时内,有近一半的青少年(不分性别)会为了生存被迫进行性交易。他们更容易成为人口贩子和黑帮的残害目标。60% 以上的流浪青少年若失踪了,根本不会被上报。与其说他们在街头生活,不如说他们正在街头死去。
 
就在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则悲伤的消息,曾经来过救助中心的一位青少年在街头遭遇抢劫时奋力反抗,最后他被残忍杀害了。我没有接触过这名青少年,但救助中心里另一位更资深的义工给我找来了他的 Facebook 网页,给我看了他的照片。我知道,照片里的那条生命,已经逝去了。
 
每次这些流浪青少年离开救助中心,回去他们各自的帐篷营地,我们都会嘱咐他们“保重”、“注意安全”、“互相照顾好彼此”等,这不是简单的寒暄和告别,是真的希望他们能安全地度过这一晚。活着度过每一天,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流浪青少年中有很多人有工作,或者在念书
 
这是第二个颠覆我认知的观点。
 
随着更频繁的接触和更深入的交流,我对青少年们的了解也更加全面。安迪就是这样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去高中课堂,同时他还在快餐店打零工,并从最低层的工种往上升了一级。今年他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顺利高中毕业。安迪一直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计划,之后他会继续去社区大学,但居无定所的情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所以在他能有固定、安全、舒适的房屋可以居住之前,他仍然需要继续露宿街头的日子。今年,安迪 17 岁,流落街头已有一年。
 
昨晚在救助中心,我第一次看到衣着干净,不再因为刚下工而满身泥灰或轮胎印记的杰西。他跟我谈了很长一番话,告诉我他是如何感谢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他的帮助,如果不是这个救助中心的义工,和救助中心提供的信息和资源,他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找到工作并攒下钱,他感谢每一个人对他的关爱,这个救助中心帮他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存活了下来。
 
现在他攒到了一些钱,计划不久后就回去位于加州中部的小城,继续他的社区大学的学习,这段时间工作攒下的钱够他支付一段时间的房租和生活费。今年,杰西 19 岁,但从他 16 岁起,他就只有自己可以依靠。
 
来我们救助中心的流浪青少年,有的在工地工作,有的在汽车维修厂工作,有的在超市、餐馆、快餐店、商场工作。但他们领取的工资无法支付硅谷昂贵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加州目前的最低工资是 12 美金每小时,在硅谷一般能给的更高一些,根据杰西的介绍,同样的工作强度,他在加州中部小城只能拿到 12 美元每小时,可是在硅谷可以拿到 17 美元每小时。为了每小时多赚取五美金,他选择在硅谷露宿街头并承担以此带来的各种危险。而更多的青少年,出生、成长在硅谷本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原本的住所。
 
我深知,“流浪汉都是懒惰的,他们活该!”这样的偏见,对安迪和杰西这样的青少年们,是多么的不公。他们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没有可以照顾他们的父母,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勤奋刻苦地,在尽一切努力改变现状。
 
媒体鲜少报道这样的青少年,媒体或许都不知道这样青少年的存在,因为这些青少年并不希望大家知道他们正流落街头。曝光最多的,最能引起人们注意,以及强烈情绪反应的,是街头那些人们能看得见的吸毒、酗酒、有精神问题的流浪汉们。
 
于是我们很难分辨,一个人是因为客观的困难或意外的发生而流落街头,还是因为自己主观的堕落而沦落至此。再加上旧金山等地不明智的政策,助长了吸毒、抽大麻的流浪者堕落和放任,人们对于那些流浪者的厌恶,将原本就不多的同情心消耗殆尽。也正因为如此,真正想改变状况的,处于危险又勤奋工作的流浪青少年,不仅难以获得需要的帮助,还要忍受更多的偏见和厌恶。
 
 
但我并不是说,所有流浪青少年都像安迪和杰西一样懂得自律和勤奋。有很多流浪青少年都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因此需要得到指导和帮助。每一次接纳新的流浪青少年进来,我们会跟他们介绍救助中心的规则,并让他们签字以表示同意。这些规则包括:
 
必须出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需要在 30 天内办好身份证(救助中心提供身份证申请表格);
 
必须尊重救助中心的每一个人,包括义工和其他青少年;
 
绝对不能使用武器、毒品、酒精、大麻等;
 
决不允许盗窃;
 
决不允许打架;
 
每次离开救助中心前,必须完成被分配的家务(所有青少年都会被分配到一些家务,在离开前把救助中心打扫干净,以方便第二天继续接待其他人);
 
不可以使用诅咒、谩骂等不当言语。
 
不遵守这些规则的青少年,会受到惩罚,有的是之后两周内不得再进入救助中心,更严重的违例行为则会导致永久禁止进入。
 
我们义工常说,我们需要 tough love,即严格的关爱。我们对青少年有关爱,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但在救助中心,我们更是他们的引导者和管理者,我们会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各种规范和规则。如果将来他们需要在主流社会里生存下去,遵守规则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在救助中心他们就必须习惯遵守规则。
 
很多青少年的成长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他们的言行举止并不能时刻得体和适当。我们会提醒和教导,但并不因此评判和嫌弃。中心给所有走进来的流浪青少年提供了一些机会,同时我们也明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并且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进行改变。总有一些人会让我们失望,但我们不会放弃。“Save life one at a time.” 每次拯救一条生命,哪怕在努力了一百次之后只有一条生命得到了拯救,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下去。
 
什么是 Stand Up For Kids?
 
现在回过头再来介绍一下 Stand Up For Kids,这是一家完全由义工组成的 NGO 非营利组织,在全美 18 个城市设有救护点,Stand Up For Kids Silicon Valley 则是设在硅谷圣荷西的一个救助点。机构的工作宗旨是救助流浪青少年(12-24 岁),帮助他们改变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生活状态,回归正常安全的生活。
 
 
虽然这家非营利组织的名称是 Stand Up for Kids,但实际上我们接触的流浪青少年,年龄范围一般是十六七岁往上,二十岁出头居多。超过 24 岁的流浪人员,我们则不再接待。这家非营利机构从执行官到普通义工,没有一个人是领取薪水的。各种渠道获得的捐款全部用于救助流浪青少年的项目本身。我们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以下几大点:
 
▍街头搜寻流浪青少年(Street Outreach)
 
青少年流落街头后的 48 小时是最为关键也是他们最恐惧的时刻。尽早找到这样的流浪青少年并将他们导向正确的援助机构对救助流浪青少年至关重要。我们会在法院、图书馆、少管所、一些当地商店张贴我们中心的信息,会去公园、快餐店、咖啡店等流浪青少年有可能聚集的地方分发我们的传单,跟青少年们谈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有认识的需要帮助的流浪青少年,请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他们。我们还会直接去流浪汉比较聚集的“营地”,留下一些传单,告诉“营地”上的流浪人员,我们可以帮助青少年。
 
上周六上午,当我们的街头搜索接近尾声时,我们路过圣荷西市中心的一幢大楼,偶遇了一位常来我们救助中心的年轻人,他正穿着他的保安制服在大堂工作。隔着大楼的玻璃门,他在里面朝我们招手,我们在外面朝他挥手。这样的时刻很美好,也是无数个这样的时刻激发着我们的义工不断前行。
 
一名 19 岁的,喜欢制作音乐 beats 音频的流浪青少年告诉我,当他刚开始流落街头的时候,他整晚整晚的睡不着,因为害怕。于是他整晚整晚的走路,走到自己非常疲劳的时候再回到帐篷,眯一会。两三个小之后,他又得起床了,再开始白天该做的工作。那时候他平均每晚睡眠时间只有两到三小时。后来他来到救助中心,从救助中心得到了一些帮助和关爱,也认识了其他流浪青少年,互相照看彼此,他才开始能睡着觉,他很高兴地说,现在他已经每天能睡足七个小时了,有了充足的睡眠,精神状态就好多了。
 
他给我看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很自豪地说,其中一条视频有超过四万次观看量,得到了超过一千个点赞。他告诉我,所有的音乐都在自己脑子里,只要他有机会使用电脑,他就会抓紧时间将脑子里的音乐制作出来。因为使用电脑的时间和机会很有限,他变得非常有效率,一条三分钟的音乐音频,他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制作出来。“因为它原本就已经在我脑子里了。”他说。我随即掏出手机,打开 Youtube,订阅了他的频道。他高兴极了。
 
▍提供一对一辅导项目(Mentor program)
 
并不是所有走进救助中心的青少年,都认为自己需要帮助,需要指导,需要改变。我们也无法帮助任何自己不想改变的青少年。但一旦青少年从内心渴望做出改变的时候,救助中心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项目,帮他们朝目标推进。义工们会根据对青少年的特点,配备有可能最为合适的义工作为辅导者。辅导的形式和内容,是根据具体的人和事做调整的。有的是希望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的是不知道如何规划将来的生活、工作或者学习,有的需要更多的鼓励和陪伴以走过目前的最低谷。
 
21 岁的德尚,称呼他的辅导员米歇尔为妈妈。他说米歇尔就是他妈妈,比妈妈更好。他告诉我:“你想不到我曾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我曾有很严重的自杀倾向。如果不是米歇尔妈妈,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米歇尔总是那样关心我,她总会对我更特别一点,让我知道自己很特别。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资格去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我跟自己有了个约定,我决定即使我真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应该像米歇尔那样,帮助了五百多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之后,才可以结束自己。不过我肯定,等真的我能帮助五百个孩子的时候,我已经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提供晚饭、衣物和热水澡、工作机会
 
救助中心坐落在圣荷西(San Jose)市中心,紧邻主干道,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轻轨站和公交车站。门口悬挂的“安全之地(Safe Place)”的标志,表示该救助中心是全美“安全之地”的成员。安全之地的黄色标志意味着,任何身陷困难或身处危险而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向悬挂该标志的机构求助,该机构将会对求助的人提供无偿的、保密的救助。安全之地大多包括:图书馆、消防站和其它社会服务机构。这样的黄色标志,是一张执照,也是一份承诺。
 
救助中心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四晚上 5:30-8:00,周六下午 12:00-3:00。这所不到两百平米的普通民宅,开放时间也非常有限,但对每一位进来的流浪青少年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可以在这里得到一顿热的饭菜,洗一个热水澡,也可以去衣橱间,找一些他们需要的衣物。
 
这里也是他们收取信件的地址。对于居无定所的流浪青少年来说,他们连收取信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提供收件地址。最重要的,他们知道这里是安全的,没有人会伤害他们。
 
救助中心的饭菜,有的是由第二丰收食品银行(Second Harvest Food Bank)提供,有的由当地一些餐馆定期捐赠送来。青少年们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去洗澡签到单上填写自己的洗澡时段,按序进行。衣橱间的衣帽鞋子都是捐赠得来的,青少年们可以每一项拿至多两件。事实上很少有人不遵守这个规定,一来他们只拿他们需要的物品,二来作为流浪青少年,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存储多余的物品。
 
 
救助中心也会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定期会有社工来访,例如 Victim Service Bureau,Planned Parenthood 的社工等。救助中心还提供电脑和网络,张贴工作招聘信息,帮助有需要的青少年修改简历,指导面试,开办对青少年生活有帮助的主题讲座等等。
 
谁是 Stand Up For Kids 的义工?
 
义工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学校老师,有工程师,有全职妈妈,有医生,有在校大学生,有高校研究员,也有已经退休的年长者,还有当地的小企业雇主,自己经营餐厅或者烘培店,会定期送来晚餐或者甜点。
 
在成为救助中心的义工之前,我们需要完成网上的培训和测试(网址是:https://www.standupforkids.org/siliconvalley/training-schedule),并完成一次现场培训,最后要通过背景调查。只有具备了基本的救助知识,才能对各种情况进行评估,更好更安全地帮助青少年们。我们的义工内部每天都会邮件沟通,由当天的义工小组长汇总情况,内容包括当天青少年们的状况、需要注意的情况等,这样即使当天没有去义工工作,也一直能跟进每个青少年的状况。
 
说到做义工,很有意思的是,厌恶流浪汉群体的人常有这样的质疑:既然你这么同情流浪汉,为何不干脆请他们去你家住?这样的问法其实模糊和混淆了若干概念。做义工并不意味着倾家荡产、大开家门。若把公益工作和社区服务的门槛设得如此高,结果自然是吓退了一大批潜在义工。
 
事实上,在救助中心,我们义工需要遵守的若干规则,其中就有:不允许给流浪青少年金钱,不允许带流浪青少年回家;如果不是一对一的辅导项目,不能在救助中心以外的地点私自约见流浪青少年。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是保护。只有明确界限和规则,救助项目才能持久进行。
 
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用多种方式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不仅是高中生申请大学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很多大公司都会对员工的社区服务或者捐款进行匹配捐赠。
 
具体做法是,公司会将员工的社区服务时间按照一定的时薪标准折算成捐款,直接捐赠给员工服务的那家非营利机构;当员工对某非营利机构进行私人捐款时,公司也会向该机构捐赠同等款额。长期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环境影响之下,美国人参与社区服务其实非常普遍。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能完全消灭贫困。即使是在全世界财富最集中的硅谷,也有无数贫穷和痛苦的群体,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贫困相处。我相信,在一个价值观健康的社会里,人们是对“人”,这个以 Human Being(人类)形式存在的生命体,给予最基本的尊重,而不是以社会附加价值来分贵贱的。我们对走进救助中心的每一个流浪青少年以平等的尊重,并给予同等的帮助,不论他的国籍、人种、性别、宗教信仰是什么。
 
如何与贫困以及贫困群体相处,我们的选择其实也不多:
 
第一种选择,物理消灭所有贫困群体。这样所有贫穷的人就都被抹去了,不见了。很显然这是反人道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因为某次意外,或者某次失败,从中产甚至上流社会跌落成为贫困群体,一旦贫困群体不再有存活于世的资格,没有人是安全的。这样的丛林社会,人对经济资源的抢夺会更为凶残激烈,人文精神必然荡然无存。
 
第二种选择,我们可以不闻不问,完全忽视这样的贫困群体。因为这样的群体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选择冷漠和无视。那么当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帐篷和贫困群体时,我们则没有资格抱怨他们碍了我们的眼。而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到一定程度,社会动荡加剧时,我们也没有资格怨怪任何人。
 
第三种选择,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无法改变财富分配、产业转型等制度问题时,尽每个人的绵薄之力帮助被社会抛下的落后群体。力量虽然微弱,但“One At A Time”,救助一个是一个。
 
一位定期来救助中心的青少年跟我坦言,曾经的他,十三四岁就混迹街头,成了黑帮成员,进过少管所,当时他并不知道有救助中心这样的地方,后来当他知道了救助中心,定期来这里并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之后,他便断绝了与黑帮的所有联系。现在的他努力地工作、攒钱。他直言,如果他现在还在黑帮,那他就肯定不会出现在救助中心,他出现在救助中心就表示他不再混黑帮。我赞扬了他几年前做了这样明智的决定,并祝贺他从不懂事的男孩成长为了自强自立的男子汉。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多救助一个,黑帮就会少毁灭一个。而另一位青少年也告诉我,他的亲生父亲是一名毒贩,他不想过他亲生父亲那样的生活,所以他拒绝跟他父亲一起贩毒,选择流落街头,他相信自己的境况总有一天会得到改善。
 
在硅谷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地区,这些流浪青少年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巨大的,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局限在自己和自己周围的小群体。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的朋友圈就定义了整个世界。当我们艳羡社会顶端时,常常感叹“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为自己不能过上那般奢华的生活感到惋惜。其实富足才真正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因为自己的富足,便无法想象和理解别人的挣扎,于是很快的得出“我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做不到就一定是自己不够努力”这样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往往会导致心安理得的冷漠和高傲。
 
当安吉再次出现在救助中心时,他神采奕奕,两眼放光。指着门口停着的一辆皮卡告诉我们,他付清了那辆二手皮卡车的费用,搬进现在的公寓房、有稳定住所已经有五个多月,与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合伙的工地业务也不断接到工作订单。安吉问,他可以来救助中心做义工吗?我们知道,这位曾经长期露宿街头的青少年的流浪生活结束了,同时他也愿意将他在流浪时收到的关爱和善意传递下去。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
 
我们需要更多的义工,更多的金钱资助,找到并帮助更多的流浪青少年。即使每个义工都不领取任何工钱,救助中心仍要自己解决房租、水电,和其他物资成本。所有开销 ,完全依靠每年定期的筹款活动(Fundraising Event)和机构、个人的捐款。依靠这样的模式,救助中心在硅谷已经运行了五年,救助了数千名流浪青少年。
 
如今,救助中心面临另外一项巨大挑战:五年的租房合同即将到期,新房东对这座民宅有其他打算,所以我们要在 11 月 30 日之前搬离现在的地址。所有义工都在积极联系社会各界,试图寻找合适的地点以继续我们的救助工作。目前我们正在 San Jose 市区寻找,不论是商用还是民用,只要能改造出洗澡间、几个不同区域和功能的空间、并且步行能到轻轨站和公交车站,我们都希望能与之联系。
 
对于我们面临的挑战,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我们始终相信,前路并不平坦,但我们不会放弃,仍然会继续救助更多的生命。一如我们所坚信的:Save life one at a time——救助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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