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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长期专注于乡村教育与社区公益动员。作者公众号:周健野谈(ID:crdj2277)。
一诺写在前面: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真实情况的书籍可以学习。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了下面的文章,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我自己看完,心口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一句话在脑海里冒出来,就是我们是失职的一代人。
孩子 no voice, no choice. 没有声音,没有选择。怎样对待儿童,显示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我们的“水平”,在这里可见一斑。失职的一代成人,构建了一个互害的体系,成人也许还可以自我保护,撒谎和躲藏,但是孩子们,太可怜了。
周健老师做的事,像往大海里扔鱼的小男孩。你也许会问,有用吗?
但其实这扔鱼的思路是另辟蹊径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帮着一起扔。
 
1
 
甘肃女孩赵小凤(化名)八岁,是甘肃省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来自特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穷,她在学校里经常被人欺负,因为被人欺负,她的胆子越来越小,面对校园的凌辱,她只能忍气吞声。
 
小凤的家长说:“因为家境原因,小凤被班上同学经常拳打脚踢,并不会扒孩子裤子,但这次孩子是下体受伤和以往不同。”
 
赵小凤的一家是这个社会最没有力量的人。爸爸是智障人士,妈妈已经离家多年,爷爷奶奶七十多岁,收养了一个残疾失聪的哥哥,今年十二岁。
 
▲ 小凤对记者说:因为口红,老师打了她,还让同学打。
 
杨庄小学杨校长介绍,小凤的班上共七名学生。在上体育的时候,小凤被班里的两个男生在教室里殴打、脱裤子,然后用笤帚把对其下体乱打乱戳弄伤的。
 
对杨校长的这个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西安儿童医院检查发现,小凤受伤最深处距阴道口约 4.5 厘米,伤口长度 1 厘米,深度 2 毫米,一直在流血。两个七八岁的男孩,能把那么粗的笤帚把捅到那么深,我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
 
杨校长解释说:“这孩子平时比较老实,老师从班里离开后,两个男同学欺负了她。没有同学反映,老师就不知道这个事。”
 
我们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的问题是,穷人的孩子还等不到当家,就可能已经被同学弄死在教室里,校长一句孩子太老实,学校不知情,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老师,你们都说自己是辛勤的园丁,呵护着这些花朵一样的孩子。现在,一群穷人家的孩子把另一个穷人家孩子的下体捅得鲜血淋漓,花朵都快被你们呵护成花圈了,花朵都被你们教育成暴徒了。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穷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的老师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
 
老师,你这是要让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经历风雨,彼此优胜劣汰么?
 
下午四、五点多钟,孩子放学后走路回家,受伤走不动,坐在路边不停地擦血,身上穿的秋裤都被血浸透了。邻居的大妈看见小凤下半身流了那么多血,赶紧骑车把小凤送回家。
 
孩子的家长说:“看见孩子下体受伤,我们就打电话报警了。孩子在病床上一直说,老师和同学打她。”
 
杨庄小学杨校长说:下午 6 点多接到家长电话得知此事。副校长便陪着孩子和家长去了镇里的医院,镇里医院说太严重,又去了庆阳市里的医院,市里的医院也觉得病情严重,最后送到了西安儿童医院检查治疗。
 
2
 
中国大概有二十一万多所像杨庄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在这些学校的校长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了校长,教了几年书以后,没人比他时间长,他就当了校长了。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教育理念,也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思想,更谈不上什么是儿童权利之类的东西。
 
总之,留在这些学校读书的孩子,都是这个社会最穷的人家的孩子。家长凶一点的,他们把孩子当人看,家长弱一点的,他们把孩子当猪看。
 
这些校长干得好不好,往往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他们的良心。
 
上面记录的是官方的悲剧版本,小凤自己和小凤的家人,对事情的缘由有着与官方截然不同的表述。
 
小凤的家人对记者说:去年 12 月 14 日,小凤的老师肖某某丢失了一支口红,认定是小凤偷的,当天下午把小凤奶奶叫到学校,要奶奶赔几百块钱,奶奶没给钱就走了。
在某视频网站采访小凤的视频里,孩子说,“老师怀疑我把她的口红拿走了”、“老师先踢了我下面两脚,又让同学用条尺打我,还让一个男同学把教鞭倒着捅进去”。
 
悲剧发生半个月后,被《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后,当地相关部门匆匆忙忙地发布调查通报称:小凤的下体是被同班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的男孩用笤帚把乱打乱戳弄伤的。因两人年龄未满 14 周岁,不予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校长、副校长被免职。
 
官方就这样不明白的把案子结了,究竟老师丢口红和小凤被伤害有没有直接关系,究竟是教鞭还是笤帚把儿,很快就没有人会去追究。
看了这个结论,我真正担心的是老师自己不动手,教唆学生收拾学生,让穷人的孩子残暴穷人的孩子,放眼望去,东西南北中,哪个地方校园的犄角旮旯里不是正在上演。
▲ 一位乡村教师表示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喜欢从弱者入手。比如,解决不了伤害小凤的老师,就解决小凤的控诉。
 
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放到弱者的身上,往往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一个生活得极端表面的世界惯行的办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没有耐心去深究事情后面的真相,大家也都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真相,那样做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儿童被虐”、“女童性侵”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明明是成年人,过去大家都是万众一心打“流氓”,现在大家连“流氓”都不打了,直接教育女童该如何防止性侵。
 
说实话,这些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让她去防止被性侵,她知道被性侵又能怎样?她能反抗得了么?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说起来爱心满满,做起来热泪盈眶,事实上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没有太多价值。
 
3
 
在中国的乡村学校,老师体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每次去探访乡村学校,都能看到很多讲台上放着“教鞭”。我问孩子们“教鞭”用来干什么的?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打人的”。当我把老师叫过来再问同样的问题,孩子们又会异口同声地说,教鞭是用来“指黑板”的。
 
虽然孩子们如此回答,我依然每次都会对老师和孩子们严肃地说:“老师没有权利打你们,谁也不能对你们使用暴力!”然后把老师的“教鞭”收走。
 
每次我收完“教鞭”都会有同行的伙伴说:你这么做,什么用也没有。老师马上还会找到新的“教鞭”。其实,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用,但我们必须去表明我的态度,在“一校一梦想”支持的学校里,我们反对对学生有任何形式的体罚。
 
看完小凤悲剧的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想写点东西也写不出来。不是我江郎才尽不会写,而是起笔来就有一种悲哀,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哀。
 
你说什么呢?你写什么呢?
 
无论是写出千言万语,人家官方根本不甩你。即便是你把这事情写火了,无非是掀起了一场情绪的狂欢。情绪的狂欢除了绝望和无解地发泄,没有人会真正去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会觉得这些问题会被解决。
 
跨越这些情绪的狂欢,就像年轻的恋人们需要冷静下来,不能只专注于享受短暂的情欲,而是要一点一滴的去了解对方,一件事一件事地相互鼓励,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迎来风雨不变的爱情。
 
所有人都知道,恶性社会公共事件是人制造出来的,但改变社会人心,不是政府一纸公告或抓几个人那么简单。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处理问题,虽然能更简单、更直接、更迅速地消解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危机和焦虑,虽然能快速地稳定领导和群众的情绪,但留下的是周而复始频发的弊端。
 
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庞杂而深不可测,单靠某一个人或公益组织的力量都难以撼动。它需要我们用“比慢”的精神,在系统性思考之后,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这些实际的工作中,我们首先应该把人的发展放到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坚守这样的原则,我们才会慢慢明白人人平等的行为底线,才会用谦虚的态度,扎根于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最终推动这个社会的普遍改变。
 
 
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经常去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游荡。在过去 28 年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去过了全国 160 多个贫困县。我从领工资的第一年起,就开始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在我资助过的 40 多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读到博士后,十来个读到大学本科或大专,其中大部分孩子读到初中就辍学了。
 
这样的结果,让我从 2008 年就开始反省,试图通过物资和金钱的无偿给予解决困境儿童的教育问题,明显缺少对儿童成长的思考,对儿童教育的研究。
 
我这种情绪化的爱心、表面上的慈悲,不仅对困境儿童的成长有害而无益,还容易让政府忽视,城乡二元结构下严重失衡的社会福利制度,才是造成困境儿童问题的根本症结。
 
4
 
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
 
2012 年 5 月,为了感谢汶川地震期间全国的兄弟姐妹们对四川的支持,我和一群四川老乡发起成立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我们首先支持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连续召开多次研讨会,推动停止“撤点并校”这个工作。
 
2012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文件,事实上停止了“撤点并校”,挽救了每年开学季数以百计的儿童丧生于校车车祸。
 
停止撤点并校后,留下来的几十个孩子的乡村学校该怎么办?
 
我开启了乡村学校游走模式,在走过的乡村学校中我看到,在教室里安装了价值几万元电子白板的学校里,“六年级的女生宿舍的窗户对着大街没有窗帘,女娃娃关了灯才敢换衣服……”。
 
我还看到,乡村学校有漂亮的教学楼,里面却是破烂的课桌;乡村学校建起了宿舍,却被告知两年以后才能配床铺;有些学校新建了平整的操场,却没有一个篮球架。
 
我甚至看到,在离县城五公里的乡村学校,教室里有钢琴布满了灰尘。校长说:“企业捐的,没老师会教。”校长的这句话应证了后来的一句网络流行语: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强人所爱。
 
这一切的场景串联起来,我想到了自己的姥姥。
 
1949 年前,妈妈家是在四川开木工坊的,姥姥姥爷手下有二三十个徒弟。我出生后,旧时的江湖规矩已经被明令禁止,但我姥姥也还常常帮衬境遇不顺的徒弟。
 
每次看到远去的徒弟背影,姥姥总对我讲:
 
“每个孩子的想法不一样,得由着他们的脾气性格去帮衬。一个巴掌伸出来五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一刀切肯定有徒弟成不了人。”
 
在姥姥心里,她想的是徒弟能不能成人,而不是希望徒弟对她感恩戴德,她没有把徒弟当外人,个个都她的掌上的肉。
 
姥姥活了 90 岁,睡觉时无疾而终,生于辛亥年的她,目睹近百年国家之大变化,她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受过特别的苦,好人都一生平安。
 
姥姥说的“每个孩子的想法不一样,得由着他们的脾气性格去帮衬”。于是,我想去做一件事,去帮助这些乡村学校完成一个他们自己的梦想,去解决一个他们认为最需要解决的困难。
 
2015 年 5 月,杨东平、俞敏洪、野夫、康健、杨立新和我,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一校一梦想”,期望这样的行动能永续乡村教育的美好力量。
 
从 2015 年开始,“一校一梦想”已经在全国帮助了四百多所像杨庄小学这样的学校里的校长和老师,帮助他们重燃对教育的梦想,帮助他们重新感受这个社会的温暖,让他们孤独的心变得暖和起来,并且把这样的温暖传递给孩子。
 
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点燃这些老师的梦想,而不是直接把钱花在孩子身上?
 
分享一个英国的案例,几个工人给马路埋管道,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工人在工地周围拉起了防护线,而且挂出了“炸药危险,请勿靠近”等警告标志。中午吃饭时间,工人离开了工地。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地用脚去把炸药踢爆了,造成死伤。
 
防范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给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上课,学会不要去碰炸药;第二种是,工人去吃饭的时候, 留一个人看守。两相比较,第二种方式的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
 
基于这个案例,英美习惯法延伸出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的概念,并成为了今天英美社会的共识。
 
由“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是“一校一梦想”针对乡村教育的一个出发点。
 
“一校一梦想”认为,无论是关注儿童问题,还是关注贫困问题,都不应该从弱者入手,从弱者入手,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清晰的问题越搞越混沌。
 
虽然,一校一梦想每年只支持一个乡村学校三万块钱,虽然我们解决的都是学校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是,在这些小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给乡村教师带去了切实的鼓励,我们给乡村学校带去了切实的变化。
 
儿童是一个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也寄托着这个社会的未来。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社会的花圈,不是我们表达同情与怜悯的工具。关于儿童问题,我们应该坚持从“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而不是去考虑项目社会影响的最大化。
 
 
5
 
前天,那位在海南三亚和马云一起给江口龙山镇彭家沟小学的孩子直播大海的蔡明镜老师,就是“一校一梦想”的志愿教师。她今天在机场和我打电话说:她是看了我的演讲,找到了“一校一梦想”,这是她接触的第一个公益项目。
 
她说:
 
“以前,她也找身边的人捐点东西给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但都没有那么多。
 
而且,找身边的人直接捐东西,总觉得是自己在“刷面卡”,常常会觉得难为情。”
 
 
“一校一梦想”让乡村教师自己提出梦想,支持她拿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她很有积极性。一次三万元的资助额,对于她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是她十个月的工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资助过学校这么多钱。
 
总之,“一校一梦想”让她看到了不一样的公益,是“一校一梦想”第一次让她感到了陌生人的温暖,是一校一梦想让她坚定了对孩子的爱。
 
2017 年,蔡明镜老师给“一校一梦想”做结项报告的时候,拍照片不会选角度,我和她通过微信视频,一点点地告诉她,人站在那个位置,手机对着哪里,左边一点,右边一点,高一点矮一点,好就这样,拍一张照片发过来。
 
在前几天,看到蔡明镜老师和马云一起,非常熟练地给彭家沟小学的孩子直播大海,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激动。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乡村学校的改变离不开你们的力量。
 
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慢慢地来,给那些乡村学校带来一点点的变化,让小凤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在“慢慢”的行动中,把个人的成就感与认知偏差的挫败感辩证地交融起来,从历史中去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才能从现实中找到培育幸福生活的洞察力。
 
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乡村的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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