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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你的99%和我的1%,都同等重要

题图:Photo by Hassan Pasha on Unsplash.

作者:陈嘉俊,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合作发展顾问、Impact Hub气候创新项目高级顾问、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委员。曾任顺德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北京益行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拜客绿色出行公益组织总干事,有超过12年的社会创新及公益从业经验。本文来自:俊步(ID:KeepWalkingGZ)。

 

冲动和情感或许是慈善的动因,但通向现代公益之路的却不是理性,而是身处问题情景的参与、觉知和同理。

写下这篇文章的诱因,是因为最近“参加”了一个名为有效公益的工作坊,然后只答对了十道题中的五道题。

 

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我查了一些资料和请教了一些专家。然后恍然大悟——分数低,很可能是因为题目问得不对呀!(开玩笑)

拿工作坊里的其中一题做例子。

 

问题是:女性是绝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受家庭权力结构的影响,她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反抗,甚至持续地生活于暴力行为之中【7】。

“第二响应者”(Second Responder Program)是一种希望阻止家庭暴力再次发生的干预。警官和之前的受害者代表会参与其中,在家暴发生后的数小时或几天内上门安抚受害者,提供相关的公益服务、法律信息,点对点地帮助受害者厘清脱困思路。有时,他们也会警告和威慑施暴者,向其告知暴力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少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都实施了该干预。

那么,在家暴发生后安排专人上门探望受害者,这能有效避免家庭暴力再次发生吗?

选项有:

A. 能,这是有效的

B. 不能,这是无效的

C. 不能,这是有害的 

答案:C. 不能,这是有害的。

而答案的解释是:一项研究汇总了对美国主要城市超过 4000 个家庭所进行的 10 个实验结果,发现“第二响应者”项目不能降低参与者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频率【8】。

该项目增加了女性报警的频率。研究者认为,报警频率增加或许说明项目增加了女性对警察的信任,但也可能是因为项目导致了更多家暴行为的发生。

这在两外两篇实验研究中得到验证,它们发现,相比于对照组,参与该项目的女性再次被施暴的可能性增加了 1.7 倍【9】。这很可能是项目激怒了施暴者、令其感到难堪和被挑衅了所导致的。

 

看到答案后,我就很纳闷。
 

一、如果这 4000 个家暴受害者里面,有 3999 因为第二响应者的存在提升了 1.7 倍的被施暴的可能性(注意,这里仅仅是可能性)。但同时却能让 1 个受害者可以彻底走出家暴阴影。这个项目,做还是不做?而如果数量不是 1 个,而是 100 个呢?做不做?

 

二、更何况,增加女生报警的概率,可能间接推动政策改变。(因为很多政策制定者会说,有家暴吗?没有呀,我们没有接到投诉和报警呀。)所以,这个干预项目的短期成果和长期成效,也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极端一点,就是为了让那 3800 个受害者的受家暴概率不提升,我们也错过了整体改善社会福利的机会?

 

而且,按有效公益的逻辑,应该鼓励女性报警,把家暴信息数据化,才能更好设计公益项目。不报警不找社工不调查,哪有数据?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很多。我个人认为,干预项目有没有用,取决于你在乎的是那 1 个或 100 个被解救的人,还是那 3999 个仍在被家暴的人,又或者说是当地社区数十万的类似情景的人。
 

也就是说,干预项目的“有用性”跟施加干预项目的组织或者捐赠人的主观期望很有关系。如果人家关切的是政策倡导,你说该项目没有减少某小部分群体的福祉,那不牛头不搭马嘴吗?如果人家关心的是那几个能在家暴阴影走出来的非特定的个人,你去劝说这个项目鼓励大家报警会让其他姐妹们更担惊受怕,难道就一定能改变出资人的想法吗?

 

妄图抹去人的主观和情感,强调“科学证据的有效性”,实际上是用一种逻辑自洽的主观来否定了其他人的主观。甚至很容易滑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按统计概率和统计数字来做筛选和划分,却看不到每个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

 

就正如这道题的所谓正确答案“这是有害的”一样,到底对谁有害?没有主语。因为当主语不同的时候,“利”“害”之间实际上是会转换的。更何况,统计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哪怕是 1%,0.1%,难道就不是意义?那反过来,怎么样的统计数字,才叫做好呢?80%?还是98%?这条有效的及格线,又是谁来划分呢?

 

我常常拿临终关怀这类公益项目举例,说明公益项目的核心不是关于价格和效率,而是关于价值和价值观的。假设那个老人明天就要去世了,今晚我们还要不要听她讲讲故事?既不能帮助她延长生命,又不能让老人家给社会创造价值,该类公益项目意义在哪里?
 

我的态度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有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曾经为社会付出过(甚至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离开。那么,我觉得该类公益项目就有意义。同样的一块钱,到底给山区孩子买鸡蛋还是去做白内障手术呢?又或者是,去听听老人讲故事呢?

 

说白了,你的 99% 和我的 1%,都同等重要。

这几年涌现出不少慈善咨询机构和以 DAF 或专项基金的名义提供项目推荐服务的基金会,几乎都落入到“专业介绍和推荐公益项目”的俗套当中。总体上,这些趋势背后是一种假设:捐赠人是绝对理性的,捐赠人是讲求效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调研、评估、分析来给到捐赠人解决方案。就等于是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一样吧。
 

但捐赠人真的是绝对理性的吗?(其实我想说,捐赠人理性起来的时候,公益组织也 hold 不住。那种拿着钱,既要又要的讲求“效率”,够可怕的。)或者说,“非理性”的捐赠,有错吗?错在哪里?捐赠人为什么一定要一句科学与证据?捐赠人的直觉、感受、主观,为什么就不对呢?如果不把这块搞清楚讲清楚,“有效公益”也不过是一种标新立异建构叙事话术的表达而已。 

 

另外,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选择看的世界。我相信绝大部分学者在做研究之前都会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假设,我们研究的更多是我们想看到的内容。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更是如此了。

 

“有效公益”的基本逻辑是数据和实证的支撑,但现实中数据太少了。能够对特定群体的情景、状况刻画得比较精准的,估计反而是类似蚂蚁金服这样的商业机构以及用户的经济行为。看那些统计年鉴、社会科学的论文和研究,能够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心理和需求有充分的调研和呈现的,很少。特别是做长期追踪的就更少。

 

而很多社会问题的数据和情况,又几乎在政府或者体制内的机构里,更何况咱们还处在发展中状态,又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的相关变量是连数据都没有的。有效的数据太少,纵向的数据太少,样本和研究过程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诚然,中国竟然没有失败公益的故事我也觉得很诡异。(我是不是应该首先写一写我是如何注销掉机构的?但似乎注销掉机构,也不等于失败吧。自我安慰一下。)但倒是启发了我,可能成功和有效的方法是千差百异的,但作死和做失败的几乎都是类似的。要佐证“有效”,涉及到主客观的表达,以及难有对照组和负反馈(从中国公益行业的现实出发来说)。但佐证“无效”,或者容易很多。只是,圈子小都怕得罪人,更何况证明无效又不会有捐赠人和投资人给钱,商业模式在哪里呢?
 

最后,我也讲讲我的观点。

 

我认为社会问题的重点不在问题,而在社会。一部分精英的存在感在于有效地解决问题,并且很用心地调研和了解问题的成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很抱歉,那些真正被称之为社会问题的往往错综复杂,几乎不可能由某一个组织、某一种手段直接解决。在我看来,“有效公益”所提倡的,更多是建议把捐赠投放到有效解决农业问题、医学问题、教育问题的领域上去而已。但却把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给混淆了。

 

举例如,自闭症的治疗是医学或心理学问题,而自闭症的社会融入或因为自闭症导致的社会化不力,则是社会问题。所以会看到那些宣扬有用和有效的项目,几乎清一色都是简单直接的救助或者不需要处在问题情景、社会关系、时间尺度考虑的治疗类项目。一方面这些项目比较好评估,另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少,足够“客观”。但我还是那句话,主观上的“客观”,不等于这个行业的客观。 

 

至于“用科学证据超越主观直觉”这样的话,对于我这种直觉型的人类说,的确是一个天打雷劈。我好不容易发现并承认自己了是一个直觉型的人啊!捐赠人也好,企业家也罢,本质上是个人。是个人呢,就有情绪、情感、直觉,甚至有灵性和梦。所谓的科学证据未必科学,科学证据所指向的“对”也未必是捐赠人的“真”。公益之所有具有公共性,核心是“至于人的真”而不是“至于事的对”。

 

听到过、遇到过太多“以爱之名”摧毁了世界的故事,以至于我现在都时常警惕和提醒自己。很多前辈和投资人问,我对社会的美好蓝图是什么。我说,我答不出来。因为,当我有一套清晰的画面并且为之努力,让更多人、更多人参与和跟随的时候,可能已经在错误的路上。 
 

回想起自己曾关于公民社会的论述——《不谈公民社会了?公益规模化和行动者自觉,我们能一起走向彼岸吗?
 

我们是不是不能再谈公民权利了,所以只说有效公益?

我们是不是不能谈公共生活了,所以只探究专业和科学?

我们是不是都忙着搞钱了,连探讨、争论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真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理解有效公益或者科学公益的提出是在中国公益行业的内卷和糊弄的大环境之下提出来的。

 

想想中国的公益机构是怎么做研发的?某些资方今天拍脑袋说要搞公益数字化,公益机构就一窝蜂地开始想自己的项目可以怎么“创新”并且与公益数字化挂钩。没错,中国的公益创新几乎都是自上而下,有资源导向的。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一线的观察和体感,几乎和资方是脱节的。

 

中国公益行业之所以无效,首先不是这个行业不尊重科学,而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太自以为是,自认为自己是科学,不管从出资人到基金会,还是公益小伙伴,没有反思啊!越是上游的人,越缺乏反思啊。

 

其次是公益行业极少负反馈(实际上有效公益的逻辑是用正反馈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所以劣币大量存在。搞资源、搞人脉、讲故事,占山头,真正有心做事的人向上流动极少。这些劣币不是不知道公益无效,而是明知故犯啊!你跟他们讲有效,拉倒吧,做“首个”“第一”“全国”“最 xx”,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资方好这口。当然了,能力真的也是非常让人遗憾的短板。社会问题和回应的人和资源之间,供需完全不平衡。供需不平衡的时候,卖方说了算啊,哪怕供给的非常渣。 

 

所以,写下这篇文字也希望,和那些在社会创新、社会变革前沿的同路人们,一起共勉。因为提出有效公益,比 99% 的毫无目标和社会视角的公益活动相比,已经好太多了!但,远还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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