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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远离家乡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题图:Photo by Dan Wayman on Unsplash.

作者:木兰,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

 

今天下午一点,一诺将与本文作者木兰、尼可学院创始人尼可连线直播,聊聊“城市进程中看不见的女性”,点击下方预约,开播可收到提醒。

 

我的名字叫齐丽霞,出生在河南开封兰考,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

 

很多人会叫我“木兰”,可能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也可能我身上有“花木兰”的影子,我不介意,很喜欢“木兰”这个称呼。每次自我介绍,我会说:“我是木兰丽霞,木兰是机构简称,丽霞是我的名字,大家可以叫我木兰,也可以叫我丽霞。”

 

我和木兰几乎是分隔不开。自木兰 2010 年正式成立,我就吃、住、睡在木兰的任何一个活动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木兰”是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十几年,从某种意义上,木兰像是我的一个孩子,也像是另外一个重生的我。
 

01

我们出生的时候,奶奶是家里的“当家人”,特别重男轻女。我和姐姐一出生,她就对邻居说:“唉,是俩丫头!”

 

但是父母都还算疼爱我们,虽然条件很艰苦,还是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养活我们。父母的疼爱使我有机会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女生,多了一个读书的机会,让我有走向远方的可能。

 

在 80 年代,女孩子在农村能上到初中毕业,已是家庭条件不错,父母相对开明的了。我记得后来念书的时候,都有初中同学抱着孩子去学校找我们玩。

 

80 年代中后期,中专和中师是可以分配工作的,是所谓的“铁饭碗”。毕业后自己工作有着落,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大部分成绩好的女生,都选了中专或中师。男生的家庭才支持去读未来没有把握的高中。

 

但我特别想去读高中,考大学,然后飞得很远很远。当时家里人特别反对我和姐姐继续升学,怕供两个女孩读书负担太大,更大的原因是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邻居们都说我妈太宠我们了,读那么多书,已经够多了。哥哥在初二的时候,因为怕被妹妹们赶上——三兄妹在同一个年级读书,被人笑话。自己在初二念完之后,搬着凳子回家,从此不再念书。

 

父母希望我和姐姐都报中专或者中师,给他们带来些荣耀,也能有各自的出路。我不甘心,就偷偷地报了县一中,然后告诉他们我报的是中专。我们县一中,是乡亲们眼中的最高学府,进了县一中读书的孩子,会被称为“秀才”、“半个大学生”。女孩子是很少有家人支持去读的。

 

我的县一中通知书下来了,我们乡没有几个学生考上。我爸妈特别吃惊,我不是根本没有报一中吗?为了把这个谎圆下来,我又编了第二个谎言,告诉他们我的确报了中专,但是同时给中专的校长和一中的校长写了信,告诉中专校长我的志愿是一中,告诉一中的校长我对上高中的向往,请他能破例录取我。

 

父母根本不知道一中和中专是不能同时报的,一中校长不可能拿到我报考档案录取我。但是父母不懂啊,还说我是个鬼精灵,人小心大。因为已成定局,父母也没有特别为难我,开开心心地准备送我去一中。父母的说法是,我们兄妹三人,谁考到哪儿,父母就供到哪儿。

 

在念高中的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读书了,他们觉得也没有太大压力。于是我就以“半个大学生”的身份,被称赞着送到了县一中,开始了高中的读书生涯。

 

我特别喜欢上的一门课跟法律常识有关,是一门副科,课程名字已经记不太确切,反正里面讲的都是些常识,如隐私权等。课程由不太受学校重视的老师去讲,好像每周才有一次课,但是我每堂课都认真听。

 

学了不久,别的老师上课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教辅书突然不见了,讲桌正对面有四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他认定是我们四个人其中一个拿走了,在班上大发脾气,而且要搜我们的书包。其他同学乖乖地让搜了,都没有发现那本书。唯我愤怒地说不行,不准他搜。他说我反了,如果没拿,凭什么不敢让搜。我也不示弱,和他对拍桌子,“你就是没有权搜查我们,你没有搜查令!我们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他气得不行,气吭吭地走了。

 

现在回看青少年成长经历时,发现自己个性中一直有追求平等的勇气和倔强。
 

02

后来经过很多挫折,我读了一所本地的师范院校,被调剂到了我并不太喜欢的专业,在学校里也不是那么“安分”总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好不容易才毕了业。

 

参加工作也不是很顺利,没有人际关系,等待很久才分配了工作。初入职场的我,由于自己不肯“敷衍了事”,和领导同事相处也算不上愉快,只能希望在教学上问心无愧,不要误人子弟。

 

到了年龄,和大多数人一样,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便走进了婚姻。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懵懂地做了母亲,在工作和家庭生活都不如意的时候,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家乡。离开时女儿只有三岁,我虽然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放心。但比起对新生活的向往,我还是狠心把她留给了老人。

 

当女性在自我和母职里徘徊的时候,她该何去何从,真是两难选择。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是倾向先选择自我成长和发展,然后肩负起母职的。做什么样的母亲和如何做母亲,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学习,慢慢能做得更好。

 

我离开她,去到遥远的、我从未到过的南方。是因为我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寄托和温暖,看不到生活中有一星一点的希望之光。我像在雾茫茫的旷野中行走,没有同行的人,看不到方向,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甚至,我要努力忘记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才能度过乡村女人每天的日常,让我可以麻木地活着。

 

这期间也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压力。有朋友直接说我“只管生不管养”,亲戚也有劝我回家照顾孩子的:“你还不回来照顾女儿,你看她的小手小脸都生冻疮了!"我回应:“生冻疮是天气太冷了。奶奶照顾得那么好,还生冻疮,我回去照样也会冻伤。”虽然理直,却感觉气并不壮。但我觉得没有我的新生,就没有她未来好的发展。

 

《我是范雨素》里写道:抛弃儿女的母亲都是抱着滴血的心在活。这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心早已不再滴血,但也从未愈合。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依然存在,任何微风一样的刺激,都会掀起滔天巨浪般的痛,而且一浪接一浪,绵绵不绝。

▲ Photo by J W on Unsplash

 

03

南下的时候是 10 月份,还不算太冷。我们一路看着变换的景色,开始觉得越来越热,随行的人一件一件往下脱衣服,憧憬着未来生活的美好。

 

介绍我们进厂的老乡是一对很年轻的小恋人,都才二十来岁的样子。见面之后,才发现我们能不能进厂,他们说了不算,得经过工厂的一系列招工程序。当时我们很担心进不了厂,晚上无处落脚。一行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女生当天下午全部进了工厂,女工的招工程序特别简单,就是填一张表格。有些不太会写字的,还可以找人帮忙写。男生进厂则麻烦一些。

 

我之前读过一个名叫“安子”的工厂女工写的书,叫《青春驿站》,内容都是工厂女工的各种生活经历。我也有点爱书写,有个“文青梦”,特别想效仿她,书写一下自己和身边工友的故事。所以,就想从最底端的流水线做起,填了小学毕业,顺利成了一名普通流水线工人。

 

我们女生大部分到了生产车间,但在不同的楼层或不同的班组里面。老员工告诉我,这是为了方便管理。宿舍也是不同楼层,甚至白班和夜班分到一起。一个宿舍里,遇不到一个熟悉的人。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很小心地走进宿舍时,不小心碰到了什么,被一个睡在床帘子里的人恶恨恨地骂:“没长眼晴啊,乡巴佬!”我难堪得涨红了脸,不知是进是退。我分的是上铺,更不敢往上爬了。只好把东西放下来。推门出来,一直在外面呆着。

 

进这个工厂之前,我是有自己清晰明确想法的。当时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做一个像安子一样的打工女人,书写工厂里的故事;一个是好好工作,从低层的工作做起,做熟练每一道工序,升迁上去,做个好的管理人员。

 

所以头两三个月,我和工厂的其他工人是有些不一样的。早上,别人还在睡,我就悄悄地起来,在工厂区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跑跑跳跳,背背唐诗宋词。晚上,我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录我观察到的车间状况和事情。混熟了的工友会和我开玩笑:“你不嫌累啊,你不是来打工挣钱的吧?”“你是不是个卧底作家?”我笑笑,通常不说话。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不定哪天,你的名字就变成铅字了呢。”

 

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赶上了加班,每天都加班。从 8 个小时,不知不觉变成了 11、12 个小时,周末也没有了。最长的一次,一个月好像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放了半天假。我们都像放风一样,也不吃厂里的饭了,赶紧冲了凉,像鸟一样飞到小镇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在街道上走走,看看热闹。更多的人去奔向邮局,把钱寄回老家。

▲ Photo by chen senjia on Unsplash

 

04

现在回想起来,最艰难的是刚进厂没有多久,从家里带来的 300 多元钱,一分一分地计算着花也很快用完了。南方的冬天,到了下雨天,也是阴冷潮湿逼人。我们以为南方暖和,带的衣服都不够厚,到了大概 12 月份的时候,已经不能御寒,稍微有点刮风下雨,就冻得瑟瑟发抖,记得那时我还穿着夏天的凉鞋。

 

身体上的艰难是一方面,更让人难过的是,后来持续加班不再有精力早起,我的唐诗宋词上也蒙了尘。早上能多睡一分钟感觉都是奢侈,晚上日记本也没有力气拿出来再写下去。

 

工厂生活过得很痛苦,钱没有挣到多少,人累得失去了梦想和动力,苦闷得很。我想离开,回家又不甘心。最后有个朋友说深圳情况更好些,我们想着去深圳看看。工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底层员工离开工厂,没有辞职这一说,只有“自离”。所谓自离,就是自己主动离开工厂,拿不到最后也许是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工资。

 

我不甘心,那么辛苦的血汗钱,凭什么不能拿到手?我想要按正常流程辞工,班长告诉我,厂里没有这个先例,没有人批辞工。我每天追着他,向他要辞工书(厂里自己印的辞工书,自己写的没有用)。我告诉他,你只要给了辞工书,我辞到辞不到是我的事情。最后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了,给了我辞工书。

 

我写的辞工理由是“这个工厂不适合我,我要离开。”管理人员有顺利辞工的,通常写“家里有人重病、自己要结婚”之类。我们那个小班长看着我的辞工书笑了,认为我的理由更批不了。我不想写假理由,他像看戏一样,说:“好,我看你能走到哪一级。”他给我签了辞工书。

 

不管如何,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我的辞工书,到了课长手里。他很好奇,破天荒的,把一个写“工厂不适合我”的员工叫到办公桌前,问我为什么不适合,还假意挽留。我真得受够了,坚决要离开,最后,他竟然就批准了。我离开了,就像离开监狱一样,再也不回头。

 

05

在南方折腾了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个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像是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认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开始关注基层打工群体。后来的后来,我带着女儿到了北京,跟姐妹们创办“木兰花开”,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方向。
 

我只是木兰的创始人之一,当时的四个创办人都是流动女性,都关注女性成长,特别是基层女性的弱势、面对的挑战与不公。最后机构定名为“木兰花开”,是因为我们把“花木兰”和流动女性做了一个比较,发现有很多的相似处。

 

第一,都是女性身份;

第二,都是远离家乡;

第三,都是为了支持家庭。

花木兰是替父顶弟从军;流动姐妹们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甚至是为了支持哥哥弟弟们读书,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还有第四点,我们和花木兰一样,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

 

第一,我们很多姐妹是被迫做这样的选择,不像花木兰那样积极主动;

第二,花木兰有强大的自我,我们的姐妹很多人没有“自我”,常常忽略它,连自己都看不见;

第三,花木兰的贡献被看见、被传颂,流动姐妹的劳动却常常不被看见,被忽视。

在工厂流水线做工的时候,我感觉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离,换来薄薄的几张钞票,仅够维持生计,连生病都生不起。长长的流水线上,充满着流动女工的血泪和绝望。我和女儿都有留守和流动的经历,我们将各自的伤痛埋在心底,几乎从来不正面谈起。在她留守的日子里,每次看到别人一家走在一起,我的眼光会跟着人家走很远;每次听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哭泣,我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众多的流动姐妹是非常相似的,既是其中的一员,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离乡别井,到处打工。但我又有幸多读了几年书,没有过早地嫁人生子,有机会离开农村。我当过老师,做过小生意,南下寻梦的几年,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疾飞。我有幸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让我的人生变得厚重。

 

因为我和姐妹们相似的人生经历,“木兰花开”从诞生之初,它的定位和价值观就有其内生的基因。比如:

 

以人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争取外部平等,推动性别平等,践行内部平等民主;

看见每个人,以优势视角发挥每个人的力量。

 

06

机构成立之初就异常艰辛,刚刚半年,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机构没有任何资助了,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最后几位伙伴都做出了留下来一起面对的决定。春芬说:“只要有馒头吃,我们就要做下去!”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吃“馒头大餐”,睡“贵宾桌”、“贵宾地”的日子。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在贫瘠的土壤中发芽,有点水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同事们和志愿者一起,一边大口大口就着咸菜吃馒头喝白开水,进行义卖维持生计;一边在简陋的只有几十平米却挂满了衣服、摆满了图书的空间里,和姐妹们一起创作排练我们自己的歌曲、舞蹈,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面对贫困潦倒,向往诗和远方。凭着对我们所做事情的认同,我们坚持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慢慢越来越有起色。

 

2015 年的时候,机构遭遇瓶颈期。有内部问题,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没有上下班概念,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也看不到工作的成效。甚至感觉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着各种对公益的论述,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所谓“老小树”,意思是机构成立了好几年还长不成大树。我感觉“木兰”甚至还不能说长成了树, 我们还是一棵在艰难生长的小草。随时一个危机,就可以让这个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经常失眠上火,常常满嘴起泡儿,一个正在长起,另外一个刚刚结痂,被凛冽的北风一吹,一张嘴,就裂开,血就渗出。自己又强撑着,不肯也不知向谁说,偶遇朋友关心问候,就会突然红了眼眶,不敢和人对视,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给人看见。

 

我个人也陷在泥沼里,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丧偶式育儿的苦闷,让我苦苦挣扎着寻找爱和出路。挣扎中,我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点也找不到成就感和长处,甚至觉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至暗的一段时光,像是走在永远看不到光亮的漫长隧道里,像是时间永远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好在有众多朋友以各种方式陪伴着我,有长长的电话,有相拥而泣的共情,有持续不断的支持,最终艰难地结束了近 20 年的婚姻。自由需要争取,也是需要适应的。我慢慢地才得以从泥泞中拔出腿来,一步一步向前迈。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真得像飞翔一样,充满了快乐、自主、自由!

 

机构层面,社区伙伴的支持,给我们打了剂强心针。我们同事慢慢认可木兰的“小而美”,我不再对“老小树”感到有压力,甚至想通了,认为我们本身就是一棵倔强野草,自有草生存的价值。我们成不了树,更成不了参天大树,就让我们好好做一棵“春风吹有生”的野草吧!我们就扎根在社区里,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工作。

 

一方面是基础服务,做姐妹们和孩子们需要的事情,社区图书室、儿童兴趣班、亲子早教班、家庭教育讲座、职业培训、职业分享、职业规化、写作营、摄影班、文艺队等,一方面是群体赋能发声,做文艺演出、策划展览,录制歌唱,让更多的公众听到我们,看到我们,了解我们,进而支持我们。

▲ 手工小组活动照片(王海摄影)

 

我们就这样彼此扶持着,以我们自己的步调,走我们自己的路。从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觉中走过了 12 年。回顾来时路,有感慨,有泪滴,更多的是挑战。我们熬过了疫情,进入到了后疫情时期,依然不停地面临挑战,应对质疑。但是我们团队的整体心态都从容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人和机构都到了一个成年期,不惧怕变化和未知。或者即使有强压的恐惧,也心知肚明无可逃避,只能面对,所以倒也坦然了许多。我们不再怕机构“死亡”,选择向死而生,能从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 木兰文艺队在银杏发芽大会上演出,唱木兰自己的歌(丁沁摄影)

做公益的十几年里,有挫折,有困顿,没有任何项目支持的那一年,我们依然倔强坚持,我们用义卖和小额个人捐赠的钱支付机构的房租和水电费;最冷的那个冬天众筹了 2000 块钱用来买煤烧;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就去投,很多石沉大海,我们又再接再励,去慢慢找寻和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合作方;只是目前经济形势越来越差,能支持我们的合作方越来越少……
 

12 年中,我们经历了 6 次搬家,因为经济压力大,每次搬家都是我和姐妹们、志愿者们亲历亲为,整理、打包、肩抗手抬,几乎可以成立搬家公司了。

 

今年是我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 12 岁,我 48 岁。回望这有晴有雨的 48 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我们将和社区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对未来的坎坷路途,一起面对更多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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