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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校: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一群人

题图:美国斯坦福大学。

作者:陈屹视线,留美旅居 30 余年。【陈屹视线】1999 年伊始于《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10 年专栏,已出版七本畅销书。在主流媒体发表数百万字的纪实作品,访谈数百人系列,其中包括:美国名校校长、世界驻华大使夫人、世界企业精英、留学生群体与名校家庭、海外写作名家等。

 

写在前面

美国名校不仅仅是学霸的聚集地,更是造就改变世界的群体之处。
 

本文讲述的是我们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他们就坐在你的课堂上,与你探讨着各式各样的话题.....
 

——毒贩坐牢15年拼进斯坦福——

斯派尔斯(Jason Spyres)进入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已经快 40 岁了,而他从高中到进入斯坦福之前,他的代号是“Mr. K99397”,这个代号是他在监狱服刑 15 年期间被使用的名字,高中时代他因贩售大麻而坐牢。

然而,从监狱罪犯到斯坦福大学学生,他如何走来?
 

斯派尔斯在伊利诺伊州监狱里,无意中看到斯坦福大学招生官接受电视采访时,提到“大学对于能够用很少资源取得很多成就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这句话直击他的内心,环绕四周,他在想自己的资源在哪里?

 

只有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几张邮票和一张监狱图书证——还有谁能比他有更少资源的,如果他能从这里走进斯坦福大学,这将是什么样的梦想啊?

 

于是他订出一套读书计划,每天清晨在监狱一角借用桌子读书,每周 6 天、每天 6 小时自学。

 

其实能考进斯坦福大学与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终究这个梦想太遥远,那时他的目标就是从美国的社区大学读起。

他从监狱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经济学,接着物理、有机化学、微积分,“学会微积分之后,我变得有信心,可以回头再念一次物理;我没有计算机,所以全部用纸笔计算”。

当然他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其一是他的亲人。靠着家人寄来教育影片的字幕自学,发愤图强念书。在狱中期间,因为没有网络,斯派尔斯的母亲寄给他从可汗学院影片下载的字幕纸本,他看着那些文字开始练习数学。

 

其二是美国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公益平台。他学习的字幕就来自可汗的课程讲解。服刑期满后,他继续利用可汗学院的教材影片,包括美国标准考试 SAT 的相关资源,考了理想的成绩。


“从那些简单易懂的影片学到知识,不必因为我不懂而承认自己愚蠢,不用害羞要去问别人。”这是他在可汗创始人一次演讲发言后,他当面向可汗表达感激的话语。

 

对于斯坦福大学来说,一位来自困难家庭,父母皆有毒瘾,从高中开始贩毒,最终入狱的申请人,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又如此自强不息,痛改前非,实现他几乎无法实现的梦想。这样的申请人能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不仅是学校的骄傲,而且他的成功见证,也会影响多少失足迷茫的年轻人,重新做人、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根据斯坦福大学校园新闻网站,39 岁的斯派尔斯主修电脑工程,大四时的公共服务奖助金让他与非营利机构监狱学人基金(Prison Scholar Fund)合作,他以自己的见证,鼓励并帮助更多人勇敢追求大学教育。

 

其实他的出现也给斯坦福大学课堂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包括他作为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的工作,使他对班上提出的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

 

在关于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系统代替保释金的讨论中,斯派尔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这样指出思索:一种简单的算法可以将记录有枪支的两个人视为对社会构成相同风险。如果一个海洛因交易商在因拥有非法毒品而被捕之前就丢弃了毒品,而另一位是因持有过期狩猎许可证而被引诱的鹿猎手怎么办?

 

他说:

“在斯坦福大学,我的观点受到倾听和挑战,有时甚至被反击。但是我在课堂上的贡献,或者改变了一些常规的讨论方式。”

斯佩雷斯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走的高等教育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方式很多,他鼓励年轻人都要相信自己。

 

他说:“如果您被剥夺权利,无论是重罪、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我恳请您不要放弃希望。”

 

“追逐自己的梦想,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

 

——为了读书囚犯们如此拼搏——

 

无独有偶,斯佩雷斯的故事,并非孤立的。

 

美国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有一个 BPI 项目中,给重型监狱犯教授大学课程。华裔教授江岚女士曾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中文教育,并且撰文讲述了一些经历。

 

我在【留美学子】陈屹 vs 海外作家穿越访谈系列里,以《横跨中美讲堂 我的发现》为题目,对话了江岚女士,不仅发现了这样特殊的项目,更对狱中为了读书如此拼搏的囚犯肃然起敬。

 

关于在美国监狱教中文,江岚女士记载节选如下:

这是美国最高安保级别的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短短的寒假过后留下的这 11 个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


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 PPT 课件,他们当时也没有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在同等课时长度里所达到的汉语水平,却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学生无法企及的。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专攻动漫设计的 Marcus 在期末口试中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

 

他说,自己在梦里飞到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 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下面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 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了一遍:“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 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 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 的语速比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 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 Anthony 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上话不多,但他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口试,他讲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他说,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 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 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

 

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课后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对其他学生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说:“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这才成了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们猜测说,这些学生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

 

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为 BPI 的学生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备更大的潜力,这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在这个极端特殊的全封闭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比在普通大学校园里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 BPI 的人想方设法,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了。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作为授业之师,要承担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2014 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前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站着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高大挺拔,气质雄健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是来和 BPI 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的 BPI 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出去,教授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 4 个在辩论队里。他们时不时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等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等候被护送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l 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2015 年的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上,BPI 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 2013 学年,BPI  就为 300 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


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 80%;据纽约州政府统计,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的比例超过 40%,而历年来,BPI 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Carl(上图左一)作为决赛辩手之一,夺冠回到课堂上之时,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监狱方联合签发的正式通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将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不定期来 BPI 实地拍摄,第一轮的拍摄策划中列入了我的课堂,尽管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我们教授的脸都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媒体报道中。
 

“也没什么好特别准备的吧,我们上我们的课,他们拍他们的,”我说。

 

“教授!我们把中文学得这么好,难道不要向那些没文化的人秀一下实力吗?!”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时的说话方式,坏坏地笑。

 

白艾力是在 2014 年回来的。那年暑假我收到项目组的邮件,说白艾力想回到我班上来。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对他有成见,而是认为他缺了整整一学期的课,怎么能跟上进度?我随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证利用暑假时间,用同学的笔记自学赶上进度,但我还是半信半疑,只说要等他通过考试才能算数。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回到我班上来,后来甚至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他那天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 PBS 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摄制组到来的那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我走出教室,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 BPI 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不难推断,他们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 25 年以上,必定做过不止一两件伤天害理的事。

 

但是,无论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藉由这个平台,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那么,我们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写在后面

访谈结束时,江岚女士告诉我一个喜讯,告诉我美国 PBS(公共电视台)首映了她在监狱教书的她和学生上课的公益广告片,然后说“你还记得文章中提到的白艾立——那位认认真真学习中文的男同学吗?”

他已经被美国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录取,获得了院长特别奖学金,成为康奈尔大学的西班牙和华人移民文学比较研究的博士藤校生!

真的吗?太棒了!太感人了!

 

从监狱重刑犯劳改、重新做人,然后考入美国藤校的博士生,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跨越历程啊?白艾立的故事定能激励千万在迷茫中寻找希望的年轻人!

 

而这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江岚女士和她的学生惊喜得“疯狂”起来!大家都哭了,在微信的这一端,我也哭了.....

 

斯坦福大学走进了斯派尔斯同学,康奈尔大学也迎来了白艾立同学,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我们知晓或者还不知晓姓名,从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艰难境遇走来的同学们! 

 

他们跟许多名校的同学在一起,而他们的存在,正在影响着许许多多也许根本不在我们生活视线中的千万人、千万个家庭,以斯派尔斯同学、白艾立同学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名校生群体,更为美国名校多元化的进程中,带来深远意义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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