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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我们走一条另辟蹊径而艰难的路

题图:来自原文。

作者:郝景芳,经济研究员,科幻小说作家,雨果奖获得者。2017 年创立童行学院,为 3-12 岁儿童提供通识启蒙课程。育有一儿一女。本文来自:童行学院(ID:tongxingplan)。

 

最近几年,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是热点话题。

 

一方面,促进企业发展,就必然要鼓励商业竞争,让最优秀的企业胜出。但另一方面,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如果社会财富或者利润都集中到少量“精英”或“赢家”,那么必然会有大量普通人无法分享到这种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繁荣红利。

 

说到底,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经济学中一直是突出的矛盾。

 

商业企业 vs. 社会公益?

 

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发展与社会公平?

 

有,那就是社会企业模式。

 

社会企业希望将商业化行为和社会公益行为结合起来,让商业发展越大,所做的社会公益越多。“社会企业”在国际上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在中国相对较新,我很想在中国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商业和公益有可能兼顾吗?

 

我曾经也对“商业企业”抱有偏见,因为在学校中学到的公理是“企业都是逐利的”,“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听起来就仿佛一种原罪,企业家都是以贪图金钱为目的,如果是这样,就肯定很难考虑到社会大众的公益。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企业”产生印象的改观呢?

 

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最初如愿以偿进入了公益组织,那份工作我一直非常感激。但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我目睹过一些小型公益组织,生存艰难、募捐困难,做几年就持续不下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如果一个机构难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么什么理想都难以实现。这时候才意识到:其实,企业不等于“贪婪逐利”,而只是“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组织模式”。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思考“商业企业”。

 

按照收入类型区分,所有的组织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以商业收入维持运转的是企业,以募捐资金维持运转的是慈善组织,以财政拨款维持运转的是事业单位。这三种收入模式各有所长,企业以自身的收入维持运转,相对而言最为独立自主,也更容易扩大规模。

 

这只和组织形态有关,和组织做的事无关。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豁然开朗,并不再排斥企业发展模式,也不再鄙薄商业。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企业,以自身的商业收入,支持自己做社会公益事业呢?完全可以。

 

实际上,商业是检验质量的一种很好方式。如果可以顺利市场化销售,说明产品和服务水平是受到认可的,卖不出去的产品和服务多半是质量不过关。因此,通过打造商业化产品,得到消费者的检验,能提升专业水平,这对于公益推进也是有利的。

社会企业发展,痛点在哪儿?

 

社会企业发展,在中国也倡导了几年。徐永光先生就曾在演讲中提倡社会企业模式。

 

但是社会企业落地的时候经常有比较大的困难,原因在于很多以公益为目标的组织很难形成可以市场推广的商业化产品。

 

例如以帮助孤寡老人健康为目标的公益组织,通常以爱心志愿者提供服务为主要模式,比较难推出真正面向市场大众的养老健康产品,后者对产品打造和服务专业化的能力要求高得多。

 

但这样的挑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社会企业发展的关键点在于专业化的产品思维,能够首先以一个领域的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思考产品模式,然后再考虑同样的产品进行公益化落地的组织模式。

 

这么说还是比较抽象,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呢?

走一条独特的探索之路

 

最近这五年,我致力于童行书院社会企业模式的打造,以商业产品反哺公益教育,形成良性循环。

 

在我看来,公益教育是最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公益模式。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最能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收入。很多乡村孩子的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尤其是科学、艺术等素质教育资源。如果能用大规模普惠的模式,提升乡村教育资源和质量,就有可能让下一代乡村孩子缩小和城市孩子的能力差距,进而拉平收入差距。

 

童行书院主要探索两种“商业和公益共同发展”的业务模式。
 

第一条路是:让驻站教师在开学时公益支教,寒暑假开展冬夏令营获得收入。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山村学校座落的区域,实际上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果能用旅游项目获得收入和利润,就可以直接反哺当地的公益教育。而驻站教师可以同时身兼二职:假期做营地教育项目,开学后在当地支教,让教师的时间精力充分使用。

 

之所以设想到这种模式,是参考了发电厂的“忙时”和“闲时”转换的运营模式。童行书院的营地产品主要面向大城市中产家庭,以创造力思维为核心,口碑良好,忠实用户非常多。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下,利润完全可以支持公益支教运转,自给自足。

 

童行书院公益项目开展五年,在六个省份开展过长期支教,每位老师在每所学校最少支教 2 年(4个完整学期),累计服务超过 1300 名学生。
 

第二条路是:用商业课程收入滋养研发,研发课程大规模公益推广。

 

我们做了面向 C 端用户的 PBL 项目制学习课程,培养科学、人文、艺术领域创新思维,以童行书院自媒体平台进行推广销售,有较好的用户认可度,也进入了全国超过 1000 所以上城市小学。与此同时,我们把这些 PBL 课程免费公益提供给全国乡村学校,包括完整的课件,也包括详细的教案、活动物料和教师培训督导。

 

童行书院PBL课程捐赠已覆盖超过 70 所乡村学校,600 余名学生,受到师生普遍认可。

 

这样两种全新的模式,让童行书院用商业化走出公益的路。

我们做公益,干干净净

 

以企业模式做公益,争议会很大。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很多慈善公益项目争议很大,往往在互联网上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

 

公益项目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1. 公益捐赠善款挪用,或者账目不清;

2. 公益组织管理人以权谋私,把公益善款化为私人利益;

3. 有时候有境内外不法组织,打着公益的名头做破坏公共安全的事情;

 

国内公募和私募慈善组织,都由国家民政部统一管理,统一审批、进行账目年检;但目前还没有对于公益型社会企业的统一管理方式。

 

童行书院以商业企业的形式做公益,原本就有争议,因此为了社会公信力,童行书院和我个人账号采取了自查、自审的方式,请国内口碑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团队为我们做了 2020-2021 年审计报告。

 

报告简要结果如下:

 

童行书院为合法注册的有限公司,股东结构简单清晰,由合法合规的人民币 VC 投资机构入股,没有外资投资人。自成立注册以来,一直合法经营,从未有不良记录;账目清晰,公司和我个人均及时完税。我在过去两年为童行书院注入资金和商务收入 254.0 万元,从童行书院获得工资收入 10.8 万元,无挪用公司资金和资产情况。

 

最近两年的审计报告显示,童行书院公益版块支出 383.3 万元,私募捐赠收入约 47.5 万元。2021 年之前,童行书院不曾募集公益资金,每年公益项目支出均由商业收入支持。2020 年后,疫情影响线下营地课程,因此商业收入受到影响。2021 年开始第一次公益资金募集行动。企业私募捐赠收入经 4A 级基金会易孚泽基金会捐入,为支教教师支付 5 个月工资,以及为课程捐赠学校购买教具盒子,资金直接落实到位,无挪用情况。

 

此次审计还涉及我的个人文化工作室和个人银行账户,只有一笔影视版权外资交易,从未有外资介入童行书院公益项目。作为社会企业,童行书院公益项目愿意接受国家民政部门所有审计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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