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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界的大瓜,暴露的不止是渣男的问题

娱乐界的瓜,应该都吃了。细节无数,但这故事背后的几个关键词——“全职妈妈” 、“三胎妈妈”,恐怕是引发大众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两人的生活,和吃瓜群众没什么关系。

首先,明星的财富、家产、婚前协议等等都是普通人只能八卦的。其次,两个人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也不在大陆生活,和大家生活中面临的社会政策环境也没关系。但是,王力宏是在中文语境里成名的,因此这个瓜,一定会对大陆环境里的女性和家庭产生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恐怕就是,女性更恐育了。

说“更”,是因为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我知道的年轻女性里,想结婚生子的,远不是主流。这种现状加以年年大跌的新生儿出生率,与各种自上而下的号召和带有强制导向的政策方向对比,如果有一个中文字可以形容,是一个大大的“尬”。

尬的不是育龄女性,而是公共政策。

这里我强调“公共”,因为女性生育,虽然在个体层面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但放大到生育率、人口政策、社会老龄化,便是典型的公共领域的问题。

这些“放开”二胎三胎的政策,之所以远远没有带来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放开”,说到底,是因为公共领域只想要“结果”,而所有的代价,其实都是个人(特别是育龄女性个人)和家庭来承担的。

就好像国家倡导大家登月,但是隐含的条件,是你得自己搞科研,造火箭,买燃油。登上去了呢,是国家的光荣,失败了呢,是你个人的失败。

这种倡导,有效才怪。

最近因为我的新书《力量从哪里来》上市,做了一些采访,采访无一例外都谈到女性、妈妈,甚至三胎(对,我有三个孩子)。

我其实写这本书的顾虑之一,就是怕让大家误以为,我在简单地提倡女性都应该排除万难,多生孩子。

从个人层面来说,成为妈妈是一个苦乐参半,不断修炼,但最终底层幸福的旅程。这些我在书里都有讲到。

但是我也深知,放大到社会领域,我能做到,是因为我有很多女性没有的条件。

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已经是麦肯锡的副董事,待遇丰厚,后来我生老二老三,都有我妈妈和小姨几个月住在家里帮忙。华章在照顾孩子方面,虽然和很多男性一样,能力有限,但是至少认知到位、全力以赴。我在北京工作的几年,一直是比较典型的“高管”的生活,工作有助理,家里有阿姨,有司机。而这些条件,是很多女性不具备的。这个自知之明我是有的。

所以我在书里,讲到妈妈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提到了女性整体所面对的结构性挑战。联合国妇女署多年前就提出“无报酬工作”这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大部分在家里的工作——家务、生育和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对 29 个国家男性分担家务的时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性每天在照顾家人、购物和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只有 91 分钟,远低于各国此项的平均数据 134 分钟。其中,中国男性投入打扫卫生、洗衣等日常家务的时间为 48 分钟,而在相同的事情上,中国女性则每天投入了 155 分钟,是男性的三倍多。

这些之所以是“无报酬”工作,因为在商业世界里,“报酬”、“工资”是对个人付出做交换的交易物。但是生育、养育,是商业世界之外的问题,也就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因此,就不能用商业世界里的交易物做交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用商业世界的规律来要求,那么女性就应该对这些工作“明码标价”——要收钱才怀孕,再收钱才生,再收钱才母乳,再收钱才养育,再收钱才做家务……只有这样,在商业世界里、在市场经济里才“公平”。但这样的景象,是不是也让人脊背发凉?

因为这里面涉及的是社会伦理的问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所以,出路不是把女性的无报酬工作“职业化” 、狭义的货币化,或者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而是通过公共政策提供全方位支持。

这全方位,就是对生育过程中的普遍的关键困难,都有相应的支持体系——怀孕期间允许工作效能下降,生育保险到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休足产假,重返工作后能够母乳喂养,以及后续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的教养支持等等。   

一个成功的政策,有目标只是最简单的一步(比如登月),更重要的是有脚手架——就是后面这些关键节点的一套支持体系。而且这个脚手架,哪怕有一个链条缺失,政策目标都不会实现。

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知道现在的“尬”是怎么来的。因为没有脚手架,只有目标,没有支持。而这样的结果,其实远远不止是政策无效,而是会有更加负面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对这个政策目标望而生畏,从而产生抵触情绪。

就好像如果定了目标要登月,但是隐藏的假设是你自己在家造火箭,大家不仅不会造,而且会慢慢地对登月这个目标嗤之以鼻,觉得登月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这一旦成为社会共识,想反转的难度会无比巨大,甚至不可逆。

其实这些道理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如此捉襟见肘,说到底,是因为政策“目中无人”。

其实其它国家有很多政策可以借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托育机构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做,一个成人可以看四个孩子,这需要考证和资质,但是门槛是一般人可及的。也有检查,但是默认你是愿意好好做的,所以美国很多托儿机构就是邻里妈妈开办的家庭托育,如果有 3 个成人,可以看 12 个孩子。反观中国对托育的要求,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卫生的、教育的、工商的,各个部门都有要求。这些条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结果,就是很少有人能满足条件,最后就是谁也开办不了。

说到底,这些要求其实更多的作用是给负责部门“免责”——你看,我们要求全球最严,我们对你的孩子负责,如果托育机构做不到,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好的政策,是以政策对象为目标和中心的,是务实的——这里的政策对象就是需要找到托育的妈妈。如果一个政策不能支持更多妈妈有托育的选择,这个政策不管看上去多么冠冕堂皇,也是失败的。而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比比皆是。

不仅对个人,同样,支持女性生育的压力,也不能推到企业身上。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在商业和市场领域运作。所以同理,如果希望企业雇佣更多女性,就需要对女性在产假期间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做政策性补偿——可以是金钱激励,也可以是免税等优惠措施,如果企业一算账,这件事企业不亏,不需要高大上的口号和倡导,都会趋之若鹜。

讲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看到,虽然娱乐的瓜讨论的是私德问题,但说实话,这些明星家事,和你我并没有关系。而从这些事件看到后面的公共领域问题,并推动可能的改变,才有可能带来社会的进步。

那时候,这些瓜也才算没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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