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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就只知道“搞钱”吗?

题图:Photo by Pi Cuatropuntocero on Unsplash.
 
作者:徐宇珊,山东济南人,2009 年获得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深圳,就职于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近年来,主要从事深圳社会组织、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领域相关的研究,著有《知行者说:深圳公益人访谈录》。
 
2019 年初,导师王名教授主编的第三本社会组织口述史《知行者说——公益新生代访谈录》(第三本的书名没有沿用前两本)正式出版。我第一时间读完,又不禁翻开《中国 NGO 口述史》第一辑和第二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一次次访谈的经历浮现在眼前。
 
在第一辑中,记录了深圳外商投资协会郭小慧会长的故事。她 40 多岁放弃了在北京军队的师团干部和二三十年的军龄,转业后把档案放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只身来到深圳办一个民间的毫无保障的协会。当时很多朋友不理解,觉得她自讨苦吃,为了什么呢?她却说:“不为什么,人生只有这一辈子,干嘛不让自己过得更精彩一些呢?”
 
口述史第二辑中,有对残友集团郑卫宁先生的大篇幅访谈。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是,他为什么选择深圳,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只有深圳是自愿献血,输血最安全!
 
我来到深圳后,又多次见到过郭小慧、郑卫宁两位前辈,每每被他们身上满满的正能量所鼓舞。
 
很多公众号文章说起深圳人,戏称深圳人就知道“搞钱”,但我觉得“搞钱”只是表象,其内核是深圳人的生命力量和创新热情。这些力量和热情放在社会领域,就构成了深圳社会创新的实践,成为深圳社会组织的活力。
 
受导师的启发,我选择了深圳公益领域的 18 位人物进行访谈,并最终呈现在新书中。
▲ 作者与受访者在新书发布会合影
 
01 人:爱折腾的行动派
 
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我尽可能地考虑了不同年龄的群体,此次访谈对象的出生年代从上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年龄跨度大;在深时间大都超过 15 年,最长有 40 年;从事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工作基本都在十年以上。这些访谈对象,一类是在深圳的土壤里孕育出的社会组织创新领袖,另一类是深圳社会组织相关政策的“梧桐树”引来的“金凤凰”,他们到深圳就是为了做公益的。
 
不安分·爱折腾
 
创办“10°C 聚乐部”服务于失独家庭的李敢,在 20 岁时已经是陕西省公安厅最年轻的省级先进干部,领导非常器重他,让他随领导去海南就职,他顺便到深圳转了一圈。
 
“我在西安没见过高楼,西安地下不都是文物的嘛,城里面是不允许建七层以上高楼。一到深圳见到国贸,都傻了,我说这不是美国的摩天大楼嘛,顶子还能转,我觉得这特别奇妙。看完深圳以后看珠海,发现珠海已经比深圳差很远了。后来跟别人一聊,说深圳领先珠海 10 年,珠海领先海南 15 年,我一想这 25 年就不见了。那我跑到海南去干啥呢,干脆我就在深圳试试吧!”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孙亚华说,他们夫妻俩原来都在内蒙一所学校内工作,40 多岁打算辞职来深圳时,内蒙古原单位的同事朋友都觉得他们俩疯了,不正常了。他们的故事跟郭小慧会长非常类似,相似的故事在这些访谈对象身上还有很多。很多人机缘巧合,来到深圳,感受到这里的活力和魅力,放弃体制内的安定,放弃商界的高薪,来到深圳打拼。
 
也许,在这些人的身体中,就流淌着一股不安于现状的血液。也许,深圳,正是有了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天然带有“敢为人先”基因特质的人,才组成了这座城市特有的人文气质。他们代表了深圳“敢闯敢试”的精神。
 
不抱怨·能行动
 
在二十多年前,没有人认识自闭症,没有信息,没有资料,自闭症孩子的妈妈廖艳晖四处寻医问诊,甚至曾经去菜市场买了猪肘练习针灸,然后在儿子身上扎针。直到 2000 年,她在香港参加了一个两岸四地家长参与的自闭症研讨会,才找到了方向。她说 :
 
“我看到香港的家长基本上都是笑咪咪的,我们内地的家长都是哭哭啼啼的。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说因为我们有服务,我们的孩子即使像我们这么老了,他们能够去托养机构。如果运气好,抽签抽到一个好的,比如东华三院,里面连泳池都有,很豪华很漂亮的托养机构,那好比中了六合彩一样的开心。我问他这些服务怎么来的。他们说,都是我们家长争取的,都是我们去向政府呼吁的。他们都是很老的家长,头发都白了。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别的我可能不能做,这个家长组织我是可以做的。”
▲ 廖艳晖:儿子在引领我前进
 
由此开始了她二十余年为心智障碍群体奔走呼吁的坎坷道路。从最初以松散的方式组织家长“报团取暖”一起互助,到辗转找了几个业务主管单位,正式注册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再到 2008 年她本人获得“中华慈善家”,自闭症研究会获得壹基金的“典范工程”,自闭症研究会逐渐成为专业、透明、全员参与的 5A 级社会组织。
 
她做这一切,源于儿子,但又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像儿子一样的整个群体。
 
“后面我创办的几个机构的服务,凯文基本上都是没有享受到的。包括福利政策也没有享受到,争取到了他也刚好过了年龄。但凯文是我们要做什么的一个起源,最终都会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政策永远都是滞后于孩子的成长,就只能是我的后辈人享受我们前辈人所争取的东西。”
 
能发现社会问题的人很多,但不少人可能仅仅成为抱怨者和指责者。而我的访谈对象们,不仅仅是问题的发现者,更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社会政策的倡导者,是乐观的行动者,积极的建设者。
 
他们“既有虔诚的信仰又有热恋般的激情”,即便是进两步退一步,但他们心中一直有希望,一直积极前行。
 
02 组织:社会创新的实验室
 
王名教授曾把社会组织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资源动员、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和政策倡导。除了这四方面,我还想再加一个——社会创新实验。
 
陈行甲发起“联爱工程”,探索大病综合救助的模式。他说:
 
“我的理想是为整个国家医疗保障的进步做一个‘小岗村’。我要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帮国家来探探这个路。……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这件事情,公益组织能做,而政府不能,政府做很敏感。公益组织做即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我要探索规律,争取能够形成可复制的模式,贡献给国家。这就是我最开始的设想。”
 
社会组织不像企业要追求利润,捐赠资金不要求投资回报率,因此可以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尝试,而不为眼前短期效益所动。社会组织不像政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全方位考虑不同群众的利益,考虑整体的社会稳定,社会组织的行动因其民间自发性,可以更加灵活自由。社会组织可以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实验、试错。成功了,可能就探索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有太大社会危害,只是可能难以复制推广而已。
 
科学创新需要实验室,社会创新也需要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正是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营的一个服务项目,一个社区中心,一个小公园,一个养老院……
 
03 城市:只有在深圳才能做成!
 
在访谈时,我几乎对每一个访谈者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所做的事情在其他城市能否做成?
 
几乎每一个访谈者都坚定地说:这事儿只有在深圳才能做。在我的老家做不了,内地其他有类似需求或问题的朋友在当地做不了。那么,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
 
是一个由五湖四海的移民组成的城市
 
大家来到深圳,独立,自我奋斗,但更有互助的需求和内在动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跑得更快但一群人跑得更远。
▲ 访谈范军
 
长期致力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军,谈到深圳城市特色时说:
 
“深圳的结社能力是非常强的。深圳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沙龙,驴友、跑团,各种各样新型的组织……正因为有了这种结社能力,可能在别的城市是先有行业,再有协会,我们肯定是先有结社,才有行业。比方说我们最早的物联网,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马上就有物联网协会出现,然后通过这个协会,去跟政府谈公共政策,谈产业政策,通过这个协会,去吸引一些传统的,跟它挂钩的企业变成物联网产业。”
 
大家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自发地组织起来,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对抗的态度,更加理性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话。所以,这个城市的人们更加具有自治精神,更有包容的态度,更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能力。
 
深圳
 
是一个富有志愿精神的城市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义工精神早已成为深圳十大观念之一,是深圳一张靓丽的名片。曾深度参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和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李海说,九十年代刚来深圳的时候,在报纸上有深圳义工联的招聘,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报名当了义工。当时义工联很有影响力,有位义工结婚的消息还上了深圳晚报的头版。
 
资深义工余冠彬说:
 
“义工队伍是一个社会的侧影,义工里面什么特长的人都有。比如在老人院,我们有懂理发的义工,包括一个曾经获得过广东省学雷锋标兵的理发店老板,他经常组织他们的团队来支持我们服务组的活动,去给那些老人家理发,为孤寡老人上门理发等。再比如当时(上世纪 90 年代)还不具备无障碍出行条件,残疾人从家里到工作的地点没办法实现自主出行,我们组织了一个交通帮扶队,有私家车的义工去搭载残疾人上班。当时做义工就本着一颗想去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非常的纯粹,无论是什么人,无论职业是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平等的,都会被感染,哪怕是开着奔驰的老板也一样。”
 
对于深圳的义工文化,我与各位访谈对象的体会大致相同。当我刚来到深圳时,除了刚刚接触的同事外,认识的人不超过五个。我主动寻找了一些志愿服务组织,也因此在深圳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
 
深圳
 
是一个有无限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城市
 
公益圈的伙伴们可能都知道腾讯基金会作为互联网公益平台所发挥的作用,但不一定知道它在深圳的事业单位改革领域多次的创新改革。腾讯公益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腾讯基金会作为公益资本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来龙去脉。
 
“明德实验学校、深圳市养老护理院,都是率先引入基金会公益性社会资本参与的改革。深圳市养老护理院是第一个由基金会作为举办者参与新型事业单位,深圳市编办以及全国编办都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希望我们探索出一条道路以后,能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范例。”
▲ 在腾讯,访谈窦瑞刚之后
 
创办多家残疾人服务机构的刘海军谈到深圳的创新时说:
 
“残友的创新是我们探索之后的总结。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脑子里没有想要做一个创新的机构,只是想要探索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些残疾朋友有更好的价值,有更好的就业环境,接受更好的服务。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到最后有一些成功,大家反过来总结。……社会创新是你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需求反复碰撞,最后有一部分成功了,成功的这部分被总结说这是创新。我觉得深圳之所以有这样的创新,是因为深圳是一个特别讲究实干和效率的城市。如果说创新是深圳的基因的话,注重实践、注重结果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很多人在这里是没有被思维框架限制住的。”
 
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是深圳的基因。很多访谈对象提到,吸引他们放弃内地的工作,只身来到深圳从头开始的动力,就是深圳的活力与创新。这种活力和创新体现在每个行业每个市民身上。
▲ 访谈刘海军
 
深圳
 
是一个政府理念开明、观念开放、务实高效的城市
 
专门选择到深圳做公益的陈行甲多次表达对深圳政府公务员的赞誉。“说实话,我感到特别感动。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这些公务员,不光是不卡你,不为难你,在这个注册过程中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跟你是‘一伙儿人’”。当问起陈行甲深圳的生活成本高不高,他提到申请人才房的经历。
 
“我发现我符合深圳人才房的申请条件,我也没有找任何人,就在网上申请人才房。大概只过了四个月通知我去验房,去验房当天600多人,多数是企业的,也有少数社会组织的。我随手一验,正南32楼,虽然只有50平米,但是我两口子住够了。我把阳台门一打开,面朝大海。我说这真的,这就是深圳,这种房子怎么能拿来做人才房,这多值钱?这些事情不可思议。没找人,不需要找人。
 
我募的钱绝大部分在深圳募的,但是我的钱一分没用在深圳,都用在河源。但是你看,深圳还把我们当人才,可以给我们这么多支持。你干什么都给你创造条件。”
▲ 陈行甲
 
政府官员愿意为好人做好事提供平台,一起克服各种困难,甚至是突破现有制度的藩篱,把事情做成。而创新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红树林基金会的发起人、企业家孙莉莉在探讨环境保护问题时,也非常强调了政府的作用。
 
“跟政府一起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这是我们都认同的策略。深圳市政府特别喜欢创新,也愿意支持新生事物,而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比如在上世纪深圳开发滨海大道之时,原计划穿过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后来经过保护区管理局及有识之士的共同倡议之下,政府决定改道绕过保护区,才有了今天全国面积最小的、唯一处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深圳土地这么紧缺的情况下,一代一代的深圳领导人,他们对于环境保护还是有前沿的思考和布局的。”
 
很多的访谈者都提到政府的官员是专家级领导,从市级到区级,甚至街道一级,都不乏这样的领导,他们对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和见解,愿意倾听民间的声音,愿意与民间携手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用范军的话说是“深圳政府跟市场很恰当地跳了一支双人舞”!
 
深圳
 
是一个尊重市场规则,让企业家能成长有担当,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城市
 
陈行甲对深圳的感慨不仅有政府,还有企业家。他说:
 
“文科园林的李从文,只爬一趟山,上山的途中在说这个事儿,下山的途中,他帮我链接资源,下到山脚,他跟我说,陈老师,把你的账号告诉我,我表达一下我的尊敬。第二天他就往账上打了 100 万,这事情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不是?你看,在深圳这些故事就能发生。
 
”一大批企业家伴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迅速成长,他们不仅成为市场中的弄潮儿,也在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公益慈善等领域成为先知先觉,在王石、马蔚华等大咖们的带领下,深圳的企业家们一直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捐款捐物,更身体力行参与社会治理,把商界的智慧运用到社会领域。
 
04 时代:每个人和组织都在书写历史
 
公益圈的人对壹基金一定不陌生。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王振耀在书中讲述了为壹基金来深圳注册牵线搭桥的故事。
▲ 来自新华网
 
“那时候刘润华局长(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是听说李连杰先生壹基金注册困难,能不能到深圳来?深圳欢迎。
 
当时我恰恰正在送李连杰离开北师大的京师大厦,我马上就说:连杰,现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刘局长来电话,说你在别的地方注册困难,能不能到深圳?他说可以考虑。后来他就跟我说,让杨鹏到深圳联系吧。
 
接着我又一次来深圳调研。跟刘局长见面之后,刘局长又重复一句,他说壹基金愿意来注册可以来跟我见面。我就马上抄起电话给杨鹏打电话。杨鹏是当时壹基金的秘书长,我说你最好过来,跟刘局见个面,你们俩说定。我作为介绍人,我就完成任务了。杨鹏说好,应该过去拜访,能不能请刘局吃顿饭?我都把信息转到。
 
结果杨鹏第二天就飞过来,刘局说:怎么是人家来了让人家请我吃饭?我应该请人家吃饭。这样,我们中午其实就是个吃顿饭的时间来决定推进注册事宜,当时就说你们注册应该需要哪些材料,要干什么。深圳在这个时期已经在实施“部市协议”,他们可以在协议的框架下注册。注册的过程很快,成立仪式当时是市长出来讲话,接见这些企业家。
 
引进的过程就是这样,我算是个中间人。但真正促成的是深圳民政局的刘润华局长。”
 
“部市协议”(国家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是本书很多组织成立的政策基础,它们见证了深圳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
 
写在后面
 
访谈者们不仅探讨了有关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的故事,也提到了很多自己作为普通市民的观察。
 
廖艳辉说:
 
“1983 年来深圳的时候,印象中,当时深圳好土,比老家韶关还土,只有一条解放路加一条人民路……到处都是鱼塘,菜市场也很乱,到处都是骗秤的。
 
我们来之前深圳没那么多学校,突然这么多人都带着孩子来,没有学上怎么办,马上去建,马上找老师,桌椅板凳都是我们从家里搬过去的,所以整个班没有椅子是重复的。”
 
从小在深圳长大,“三个赛道”做公益的罗海岳说:
 
“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班上老师和学生是讲广东话为主;但是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班里基本上都不讲广东话,而且有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广东话了,说明广东以外移民的比例非常大了。我这个岁数的(1987年出生),听说读写广东话都没有问题,我妹妹那个岁数的,93 年的,一句广东话不会……”
 
从一个个人物的故事中,我们感受着四十年来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深圳的变迁。深圳今日现代化大都市的面貌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后来的新移民,我们在享受早年拓荒牛辛勤耕耘的成果,感恩这些早年的建设者们。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每个访谈者都是一座真人图书馆。我从他们的故事中,了解公益,了解深圳,了解改革开放。
 
感恩有这样一群有热情、有担当、有行动的人。
 
感恩有这样一些组织活跃在民间。
 
感恩深圳这个城市。
 
感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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