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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的失败与母语之殇

文:叶开。本文来自:叶开的魔法语文(ID:bigtiger8888)。
 
写在前面:
 
语言是一条活动的河流,文字是其中生机勃勃的游鱼。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封闭的语文空间内,这种闭环空间让语文的学习与运用严格地被各种规则约束,而形成死语,无法灵活运用,更难以推陈出新。语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语文课程,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语文到底是什么?
 
1 语文规范造成了大问题
 
语文学习是一种特殊经验,有人学到最后,可能写出这种段子:
 
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这些段子包含历代诗词名句,但都是在语文教材里出现过的。可以看到,“段子手”的知识结构,被限定在语文教材范围里,很难“越雷池一步”。用“写作业”作结,让这些看似散乱的句子怪异地连接在一起,并形成了对“作业”的强烈反讽和批判。通过批判作业,再进一步批判语文教材,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批判链——我们的语文学习,已经完全被“作业”异化了。在“应试教育”的强大压力下,教师与学生都成了“作业机器”下的豆腐渣。
 
我曾写过二十多篇长文批判语文教材,一度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读者感到“毁三观”,读了我的文章才发现,大家一直奉为圭臬的语文教材,竟然是由数量颇大的假冒伪劣“残品”拼凑而成的。这样的语文教材不仅不能担当“范本”,也无法做叶圣陶先生所谓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例子如果是坏榜样,教师和学生如何有效地“举一反三”呢?
 
上面引用的段子,是戏仿语文造句练习的有趣结果,并且造成了打着“作业”反“作业”的特殊效果。这显然不是规范语文,如果有人作文这么写,百分之九十九可能会遭到语文老师的棒喝。
 
由此可以看到,每个中国人都存在两种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每个中国人都持有两种言说方式:学校语文和社会表达。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和表达,截断了语文与现实的联系,让我们进入闭环的语文空间中。这种闭环空间让语文的学习与运用严格地被各种规则约束,而形成死语,无法灵活运用,更难以推陈出新。在这种闭环语文环境下,很难出现有趣的、不走寻常路的表达。闭环语文学习造成了社会语用恶劣效果,社会语言表达上充满了陈词滥调。
 
语言是一条活动的河流,文字是其中生机勃勃的游鱼。打破僵化规则约束,会发现语言运用蕴含无穷趣味——在字词的不同组合与拼接中,也有着无限的秘密魅力。有人搜集了一些爆笑版“小盆友造句”:
 
1、题目:一边……一边……
 
小朋友写: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2、题目:陆陆续续
 
小朋友写: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3、题目:难过
 
小朋友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
 
4、题目:又又
 
小朋友写:我的妈妈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5、题目:先……再……,例题:先吃饭,再洗澡。
 
小朋友写:先生,再见!
 
6、题目:况且
 
小朋友写:一列火车经过,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
 
按照语文规范,这些造句都是错误的,考试这么写肯定判零分。
 
但细读这些造句,会发现如此有趣的思维方式只有“小孩子”才想得出,做得到。葆有童心的大人,对此都能心领神会并会心一笑。这种句子,是打破词语间僵化规则链锁而诞生的。那些不允许拼接在一起的词语和意象,在一起则造成了有趣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达。外国人学汉语也常会造出令人爆笑的句子。这些句子通常都是错误的表达,但因其“错误”而趣味盎然。
 
成年人使用语言时已经被规范了,下意识里就会知道什么样的表达是“正确”的,并能以规范方式表达出来。十年以上的语文规范训练,让每个人说出来的句子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你不是对词语极其敏感的诗人,想说出一句特别的话来非常困难。语言规范已控制了你的表达。你以为说出自己的话,其实是被人们说过无数次的话。常常有人在读了一篇妙文之后大发感慨:写得太好了!都是我想说的!但你没有说出来,只有掌握语言秘密的人,才能说出你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未被规则和规范束缚的小孩子,才能打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藩篱,让这些彼此不相干的物质发生有趣联系。优秀诗人同样具有联系万物的能力,他们诗句里并没有僵硬的边界。
 
阅读现代诗要接受这种表达:它不是规范的,而是跳脱的,它的语言打通了那些属性遥远的事物,突破了各种感知能力的界限,而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意象和潜能。小孩子说出的话总是很有意思,他们对某些事物的表达,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极其精彩的诗。
 
六岁女孩子郎萩咫写过一首诗:
 
 
我的牙齿是嘴里的刀
 
它切开萝卜、黄瓜
 
切开苹果、蔬菜
 
它切开了水
 
它会切开我说的话吗
 
喂、喂、喂
 
你听
 
它切开了。
 
这是六岁女孩子的奇思妙想,尤其“它会切开我说的话吗/喂、喂、喂/你听/它切开了”这四句,完全是神来之韵。父母如有心,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可惜百分之九十的父母都被闭环语文学习毁坏了,不能明白牙齿切开孩子说出的话,也不能用听觉来形容坚硬的物质。这些都是闭环语文学习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规范,那些标准答案,以及每天做不完的填空、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和无趣作文,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往我们的脑子里塞满各种干涩无趣的词语和句法。就这样,我们的人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诗意。
 
我曾写文章批判过标准答案,其中一个例子在网络上流传很广——问:谁是三国时最聪明的人?我女儿答:孔明。老师判错,正确答案是:诸葛亮。
 
这些都是表面暴露的问题。而语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语文课程,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语文到底是什么?
 
 
2 语文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直到现在仍是语文界争论不休的大问题。
 
检索相关论文,会发现语文“定名研究”是一个热门。“语文”这门学科应该叫“国文”还是“汉语”或其他名称,迄今为止都在剧烈争论中,一直没有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权威说法,相关学者为此仍在争论不休。在权威定名之前,这门学科仍只能叫“语文”,就这样对付着叫下去。但名不正言不顺,让语文这门学科处在极其尴尬的地位。
 
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一文里说:“……语文教师们教了几十年语文,到头来却连自己教的到底是一门什么学科都说不清楚,真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
 
语文学界对语文课程性质争论不休,语文学科连令人信服的名字都没能确定,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教了三代人、六十年。如此语焉不详,不出问题才怪呢。
 
除了语文界资深教师在反思,还有些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专门研究如何统一名称。湖南师范大学有一篇硕士论文《汉语母语课程定名研究》,主张把“语文”定名为“汉语”;河南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华语论——关于语文学科的课程名称和课程性质的研究》,则主张“语文”定名为“华语”。此外,关于学科名称的问题,历年来各地的语文教师、大学的课程研究专家一直在探讨,各种提法都有。总结起来,关于“语文”定名问题有八种以下建议:国文、国语、中文、中语、汉文、汉语、华文、华语。
 
争论纷呈,各持己见。综合各种观点,我认为应定名为“中文”。这样可以涵盖传统,明确文化属性,清晰对应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不同表达,在国际交往上,有效定位中国语言及文化学科,利于真正的核心价值诉求。在本国小学到中学的学习上,把“语文”定名为“中文”,涵盖了“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可以明确母语学习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而且从字面上,可以一望而知地明白,翻译为外语即对应Chinese,也非常方便。这样一理通百理通,“中文”母语学习的奇经八脉,全都通畅了。“通则不痛”,原有的“语文”痛点和“语文”学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民国时期小学课本叫做“国语”,中学课本“国文”。如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就是为小学生编写的。先学“国语”,明辨词语及是非,然后及于“国文”,熏染于优美修辞而能为文,这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从这个学科名称及其前后分类来看,当时的母语教学专家有明晰的学科思想。近年来民国教科书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那时候的教科书会发现,无论是编写体例、课文内容还是纸张印刷,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翻开那些教科书会发现,即便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时代,社会各界都把有限资源的大部分投入到教育界中去。看那时图文并茂、印刷精良的教科书,会发现当时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不仅思想明确,而且社会各界都极其重视。编写者为一时之名家不用说,出版社为极其专业之出版社也不用说,印制时会使用当时紧缺的最好的纸张和最高技术的印刷。一些民国教科书里的彩印插图,即便在百年之后,仍色彩缤纷,颜色雅丽,令人赞叹。
 
那时候“国文”更多是指文言文,现代文涉及量少,与现实言说环境略微有脱节,一些学界人士对此也有批判和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我手写我口”,因顺应时势,提倡不久即普及,而把文言文表达置于古旧的仓库,成为陈迹。这在两千多年文化史中,是一个特大事件。新思想,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资产,在此潮流影响下,一些新锐教育学者从现代白话文角度思考,以自由思想、人道主义为本,开始着手编写新式教科书。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就采用完全的现代汉语来编写(包括改写其他作家的文章),其教育目标也与此前的国文教科书有别,更多着眼于识字启蒙以及工具性的效用问题,但其中融入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烙印,为此前所未见,影响深远。而对于“语文”的“工具性”阐释,也随着叶圣陶等人的大力提倡,而为人所知,所接受。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据叶圣陶先生等人提议,废“国语”“国文”之名,统称为“语文”。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中对语文进行了标准界定:“所为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语体文”概念是极重要的新标准,这样界定后,“语文”成了“现代文”的代名词,是中小学母语学习课程的标准称谓——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目标很明确:批判和隔断落后的“封建文化”,以新教材、新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类。因此,新时代语文教科书被定性为识字和书写的一门工具,强调其“工具性”,而削弱其思想传递、文化浸润的功能,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营造的大事件。而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语文的“工具性”都成为权威的标准。1958年,叶圣陶先生受命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也在这种新思想的背景下开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成为全国定编、全国发行的权威版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虽然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变化多端,但统编《语文》教材的识字、扫盲的“工具性”定位没有受到任何的动摇。
 
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人们在思想上有了更为活跃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能受华东师范大学一些学者发起“人文精神讨论”思潮的影响,语文界一些教师提出了语文的“人文性”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语文界骨干教师如于漪、韩军等,都撰文倡导语文的“人文性”,并把这个争论引向纵深,很多大学里的学者也加入探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热潮。
 
200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吸收了各方的观点,重新界定语文学科的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特点。”
 
这个界定吸收各方观点,试图平息各方纷争,弥补之前缝隙。但教育部的权威发布并不能平息人们对语文内涵不明的疑虑。“人文性”概念在运用上过于宽泛、暧昧,甚至模糊了自身的学科特性,也让一线教师摸不着头脑。迄今为止,“人文性”究竟为何物,并没有得到合理而有说服力的界定,很多优秀的语文教师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在狭窄的空间里探索与推进。上海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提倡“引入课外资源”,上海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提倡“思辨读写”,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语文教研组推出的阅读书目(包含了电影欣赏、音乐欣赏等),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多年来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这只是一些优秀教师的“单打独斗”,因为没有形成标准,而不能普惠全国师生。
 
现在,一线语文教师都普遍接受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的观念。但所谓“人文性”是什么,却一直含含糊糊。
 
“人文”是一个大筐,跟“国学”一样笼统且语焉不详,似乎文、史、哲、社科、艺术、雕塑、音乐、绘画、电影等,全都可以无限制地纳入语文学科的范畴内,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在这种包容下,语文什么都可以是,最后却变得四不像,什么都不是,这就让很多一线教师产生了无所适从感。
 
我耗费好几年时间深入研究现行各省市中小学语文教材,发现“人文性”只是一个假帽子,而不是切实体现在具体的选文和教学指导中。语文教材通常都以单元组团设计为常规编写方式,围绕着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来选文(通常是四篇),如“亲情”单元、“环保”单元等,先确立主题,然后选入各类文章。选编者的真正观点,仍然是“工具性”导向,其中还隐藏着深刻的道德教化思想。
 
“语文”这门学科连名字都还争论不休,定不下来。如果不加以深入分析落定,那么所有的争议和讨论,都可能是空对空,而无法真正有效地批判和建设。
 
“语文”这门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着“名不正”的尴尬境况,因此无论如何表达都“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小学、中学到大学,名称变化不协,各有一套,难以衔接。
 
今天语文教育界的一些卓识人士,已经认识到“批判性阅读”和“创造性写作”的重要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新经济和新文化竞争环境,我们的新一代必须具备良好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和创造性写作能力,才能在信息爆炸时代持续而有效地汲取知识,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以创造性的能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竞争。而“创造性写作”能力,是知识爆炸时代、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问题在于,“创造性写作”的能力要求,与现行语文教育思想完全冲突。
 
3 语文的文学核心
 
研究语文历史,会发现无论是“工具性”、“人文性”的争论,或是对语文的定名问题研究,几乎所有学者都谨慎地绕开了语文的“文学性”问题。
 
不肯、不愿、不敢承认“文学”才是语文学习中的核心内容,这是中文母语教育中的怪异现状。有些学者折中地把“文学性”放进“人文性”中,试图中和不同的观点。但中文母语学习最该明确的,恰恰是对中文母语学习的“文学性”的肯定。重新反思中文母语学习的种种弯路,我觉得到了恰当时候,应该正式为“文学性”正名了。中文母语学习传统中,从来都是“文学性”的。过去的著名蒙学课本是文学性的,著名选文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无疑都是文学性的,《论语》以卓越优雅的修辞,而成为文学性的典范。小孩子进入私塾学堂,在吟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论语》等经典时,受到这些诗文优美修辞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成为他们一生的人文滋养。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文国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百年母语教育都走在歧路上。”
 
这里包含了两个核心观点:一,语文之名有问题,应为母语重新定名;二,一百年来中国的母语教育方式都走错了路。
 
潘文国教授认为,中文母语教育千年来都是修辞教育,学生们通过经典阅读而得到熏陶,形成有效的语言与思维能力。中文母语环境潜移默化,潜在的文化背景会提供很多心领神会的知识和经验,中文母语学习不需要死扣字词句段,不必学习西方式语法规则。现行的语文课程脱离了母语学习的本源,舍本逐末,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成果并不显著,反而不如传统的修辞教育效果良好。在广泛有效地阅读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以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辨读写,形成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才是中文母语教育的最根本目标。
 
那么,中文母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在培养听说读写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通过批判性思考,而进一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这就要求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有直接而深入的学习和继承,也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更多、更为广泛的学习经验。
 
而“修辞”的潜移默化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来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激活他们的自主阅读和思考能力。
 
现在的语文教育界虽然避讳“文学性”,有人甚至视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但共和国早期语文教材上,语文却分为《语言》与《文学》两本教材。这样分列很清楚,即语文包含了“语言”和“文学”这两个核心课程内容,其中“文学”占据半壁江山,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后语文界的争议,竟然都绕开了半壁江山之“文学”,令人不解。
 
为什么要把“文学”明确地排除在语文课程体系之外呢?又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个问题,尚未看到有人深入研究,其中历史混沌不清。可以确定的是,语文教育界基本上都否认了“语文”与“文学”的核心联系,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的“工具性”一面——虽然有些教师也偶尔爱提提“人文性”,那不过说说而已,并不真的往心里去。在语文教育界,人们一边教着选入的文学作品,一边不把文学当回事。而真正具有良好文学欣赏能力的语文教师也越来越少,渐至于退化为珍稀动物了。
 
不敢在中文母语学习中引入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敢正视中文母语学习中的潜移默化的修辞运用,这是现行语文教材和语文学习的大问题。有一个问题很少人正视,即优秀文学具有丰富的、多重的可读解性,这些作品难以“量化”,很难用“标准答案”来涵盖,今后出卷子考试,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很多资深语文教师都深信“语文是一门科学”,这与文学的多义性、丰富性特质有矛盾冲突。
 
“语文是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不加以深入的思考,不进行彻底的反思,中文母语教育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或者说,中文母语教育就是水中花,镜中月。
 
在这里,我主张正视优秀文学作品选入中文母语教材的问题,肯定中文母语学习过程中文学作品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思考,以浸润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分辨不同词语的运用,并激发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4 倒挂在树上的语文
 
回忆一下我自己的中文母语学习,可能有些启发性。
 
我在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偏远地区长大,小学时在村小学读书,我们讲客家话,读课文也讲客家话;初中时在公社里读书,通行语言是与广州话相似的白话。而普通话我从来没有学过,几乎一窍不通。即便如此,在那样贫乏的条件下,我仍然阅读了不少经典作品。三侠五义、四大名著(包括连环画)、金庸武侠小说等,构成了我早期的阅读资源。当时书籍的丰富性无法与现在相比,但以相比同龄人稍多的文学作品阅读积累,在高考时我轻松应对,考出全县最高的语文成绩。
 
我的童年倒挂在树上,丝瓜般长大。
 
雷州半岛遥远的家乡,海风从记忆中阵阵吹过,天气动辄打雷下雨,河水时时上涨奔涌,小鱼小虾在水底沉浮。
 
那是我的极乐园。
 
我在默默无闻的坡脊镇长大,在小如芥草的龙平小学度过读书生涯;坡脊只有一条黄泥街,平时闲得连狗都无精打采,孩子们也无聊地倒挂在树上晃荡摇摆。我那时有返祖迹象,一天到晚都呆在树上,还搭建了舒适的窝巢,吃喝拉撒全都不愁。
 
每逢一、四、七赶集日,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乡八里的赶集人溪水般汇聚,拥拥挤挤,吵吵闹闹,看似乱作一团,实则各有秩序。
 
赶集日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刻,我会摆开一个大大的小人书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成套连环画,《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地道战》《地雷战》等红色经典,应有尽有,整个坡脊镇十几户人家,只有我家才藏有如此丰富的小人书。每次我会挑几十本,一部分摆在竹篾席子上,一部分插在竹篾架子上,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当老板。两分钱看一本小人书,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父母们带着孩子大老远来赶集,把小家伙扔在我摊前看书,又有趣又安全。小屁孩都有一角钱,可以看五本小人书。有些小滑头故意看得慢,一页纸翻来覆去看,嘴角咧开傻笑,一本书看个没玩,一角钱五本可以看上整半天。
 
隔着几个摊位,是令人牵肠挂肚的牛杂摊。在一个一米多口径的大铁锅里,油汪汪、香喷喷、浓酽酽的沸汤翻滚,牛头、牛蹄、牛筋、牛肝、牛肺、牛肠,各种坚韧不拔的老牛身上边角料,先煮个半熟了,用利刃薄薄地片下,倒在大锅里,加上八角、胡椒、桂皮、生姜等各种香料,大火滚煮,小火慢炖,从凌晨开始就飘香缭绕。一角五分一碗,热腾腾撒上葱花,喝了眼泪汪汪,什么也不想。
 
我看着小人书摊,表面上看似稳坐钓鱼台,但全身心都被牛杂汤调动了。为了剿灭馋虫的造反,我得强忍着跳起来奔过去的冲动,低眉帖耳,温良恭俭让,很专业地解答不同小屁孩提出的业余问题,如哪本书好看,哪本书适合他看,哪本书精彩,哪本书好玩。这些小人书我都看得滚瓜烂熟,说起来头头是道,不由得小屁孩们不信服。我观察仔细,判断清晰,哪类小人书适合哪些小屁孩阅读,推荐阅读这种事情手到拈来。
 
自有大姐姐善解人意,穿着碎花衣服,扎着麻花小辫,在我几乎就要丧失抵抗力之前,端着一碗油汪汪、滚烫烫的牛杂汤送过来,挽救了我的情操和立场。
 
从早上到下午,我摆小人书摊可以赚到五六元人民币。那个时候,这是一笔真正的巨款。每隔半个月,父亲都会给我三四块钱,让我搭乘三站慢车去县城南街书店看书买书。这个书店如此古老,似乎从“万恶旧社会”就传下来的,甚至可能从盘古开天地就开始了租借图书的生意。我一早赶到县城,买一根油条,喝一碗豆腐花,一整天都泡在书店里,哪里也不去。老板连租带卖,一般图书都有备货,我看到了喜欢的书也会买下来,收获大大的,搭乘晚班火车回家。
 
一个人走过从南街到西街再到通往火车站的道路,脑子里全是刚看过的书本内容,两旁建筑形态不太熟悉,但脚底上老马识途,一直带领我到站台,在站台上,我仍然手握一本小人书,看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家搬到县城,我继续在这个古老书店里借阅各种书籍。
 
几年前我回老家,特意带着女儿一起来到县城南街寻找,以为那家书店早就消失了,没想到宛然还在,连那位坐在陈旧桌子后面的老板,也还在,并不很显老,稳稳当当的,笑容里有岁月的痕迹。书店也有了很大的更新,很多卡通书和网络小说。他已不记得我了,可我记忆中,他是一尊闪闪发光的大神。三十年前,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但他还那样笑眯眯的,很诚恳,很慈祥。不知他读不读书,也不知道他读哪类书。如果他每天这么读,将是世所罕有的顶级学者了。
 
广东得改革开放先风之便,即便是我们粤西县城,也早早地运入了大量香港武侠小说,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各类繁体字版作品,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认读常用繁体字的主要过程。后来上大学念中文系,领到六册繁体字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很多同伴同学一看就傻眼了。他们虽然考试成绩比我好,语文基础比我高,但说到阅读的广泛,则完全跟我无法媲美。当同学们在苦苦辨认那些繁体字为何物时,我则“笑而不答心自闲”。
 
我在河唇公社河唇中学念完高中二年级就毕业了。当时文科班中考过整个湛江地区预选线的只剩我一枚,学校如获至宝,把我供在破败的招待所房间里吃独食。结果那年我考了384分,英语23分,数学32分,语文88分,这个成绩让我幸运地混进县一中文科复读班。这个复读班,人才济济118名,类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各个身怀绝技,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有位复读达人已经复读到第八年了。他神情忧郁,举止优雅,小胡子忧伤地在嘴唇上萌芽。我哥哥也复读到第四年,已经成了县一中复读班的老牌杀手,跟很多老战士都是死党。第一周,他给我引见了很多同班老大,我则诚惶诚恐地请他们多关照。我英语和数学成绩差,只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背单词、刷题,在喘息的间隙,侧耳听老牌杀手们纵论历史、地理,横谈语文、政治。语文我完全放弃了,依靠相比同龄人更宽泛的阅读积累,在最后的高考时冒险胜出。
 
再度反思自我,发现我的中文能力完全拜金庸先生所赐。我一直很感激金庸先生,没有他的武侠小说,我肯定考不上好大学,现在可能还在老家卖凉茶——有一次回母校讲座,面对学弟学妹时我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考上大学,今天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我就是卖凉茶的亿万富豪了。
 
微博有个“神最右”说:“知识改变命运啊!”
 
在我的老家坡脊镇,我不仅摆小人书摊,卖凉茶能力也一流。
 
摆小人书摊,一次我能赚好几块钱;卖凉茶,五分钱一杯,我一次能赚近二十元人民币。成本仅仅是我们家的井水,还有我父亲去山里采集的雷公藤、白头草等中草药。货真价实,一本万利。我如果从三十年前摆摊到现在,那什么王老吉、加多宝,都靠边站了。当然,我也有可能因为不爱读书,不爱学习,而缺乏更远大的眼界和胸襟,而倒在了通往亿万富翁的中途。
 
当时书籍紧缺,连“四大名著”的小说都很难找到,不用说其他翻译作品了,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伴随我从初中到高中的整个过程。我不仅认识了大量的繁体字,还在无意中“脑补”了在语文、历史和地理教材里看不到的一些偏门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南方少年的杂乱阅读核心记忆。
 
当时读金庸可谓疯狂,即便在高中最紧张阶段,仍然为之痴迷。一次我从书店借了五本《天龙八部》,每本五分钱一天,必须一天一夜间看完,才能仅仅花两角五分就读完全套小说。几乎是连续二十四小时连蹦带跳读完整套五本,已经头昏脑涨,两眼辣痛,四肢麻木了,仍然记忆深刻:为段誉和王语嫣的爱情着迷,为萧峰的顶天立地而激动。基本的内容情节、故事人物,过了三十年,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前几天忽然心动,重读了《天龙八部》,发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佛经、儒家经典和各类诗歌,慢慢读来都极其有味。这部武侠小说的地理感很强,其中提到大理、吐蕃、西夏、大辽和大宋五足鼎立于现在的中华文明圈中,基本囊括了历史中北宋面临的各种边境问题。但是在我那遥远而贫乏的八十年代,作为一名乡村中学的学生,我对这些地理概念完全一窍不通,不知所云。当时碰到书中引用的诗歌、佛经和论语等,大概都是跳过不读的,而只关心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
 
后来批判现行语文教材时,我曾总结说:一个人的阅读历史,跟他的年龄和经验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经验来衡量小孩子,也不能用博学鸿儒的能力来要求小孩子。在广泛阅读的阶段,一个孩子能够津津有味地读完小说或历史作品,就是一种有效的潜移默化学习积累过程。“四大名著”的阅读,我建议语文教师和家长理解孩子的跳读和速读。在中小学阶段,完全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泛读。
 
如果有语文教师能实行“弹性课时”,迅速地教完语文教材里值得学的少数几篇文章,用一个学期来与学生们精读《西游记》,那么,这将是最有效的中文母语学习。
 
中文母语学习并无特殊技巧,最有效方式是广泛有效地阅读,真实自然地表达。从阅读、思考到表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大多数语文老师的实际教授过程,都是不合理的灌输,是毫无必要的高频率写作文。
 
如果阅读不广泛,学生的积累就不丰富,表达就局促无词;如果情感不真实,用词不准确,写作就会流于虚假、空洞、乏味。
 
中文母语学习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各界专家反思推进,要大胆地肯定中文母语学习的“文学性”本位,通过丰富有效的阅读,激活学生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才能更有效地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创造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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