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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我在疫区的经历和思考

 

作者:陈行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深圳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本文来自: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ID:ihenghui2017)。
 
2020 年 2 月 15 日,陈行甲受邀参加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研究院以及北大汇丰商学院推出的“明日地平线 X 创讲堂”行动,传播科学知识和创新理念。
 
这是一场特别的线上大讲堂,这是一个在湖北长大、求学、入党、工作的地道湖北人分享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下为讲稿内容:
 
大家好,我是陈行甲,一名全职公益人。我是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也是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执行会长,同时受王石主席邀请担任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乡村发展基金会由王石、冯仑、海闻等牵头发起,联合社会力量通过公益支持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
 
基金会联合研究院以及北大汇丰商学院推出“明日地平线 X 创讲堂”行动,传播科学知识和创新理念。因为疫情的关系,乡村发展基金会与搜狐视频合作,开办网上大讲堂,今天这是第一场线上大讲堂。感谢搜狐视频的支持,张朝阳先生也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我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投身公益前,是一名湖北基层官员,曾担任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我从小在湖北长大、求学、入党、工作。这些天来,我与家人一直处在疫区的中心,百感交集。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感受和思考。
 
这些天我的经历
 
1 月 19 日(腊月二十五)我从深圳坐高铁返回湖北宜昌家中,想着和家人一起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假期,正月初六返回深圳。次日 20 号晚就看到钟南山院士确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的消息。
 
23 日武汉封城,1 月 29 日,我居住的楼栋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就在我的楼下,我们整栋楼被封闭隔离至今。我住的小区不大,到今天已有六个确诊感染病例和一些疑似病例。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在网上看到武汉各大医院急需防护物资的公告,24 日晚上我和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同事线上商量如何抗肺炎疫情。
 
1 月 25 日正月初一上午,我作为执行会长召集线上的会长办公会,向全深圳基金会行业发起抗肺炎疫情联合行动倡议,动员深圳的基金会参与湖北疫情的救援,当天就有 30 多家基金会积极响应。
 
我们初一当天组建了深圳基金会联合行动小组工作群,现在我们这个群里的人数已经达到 184 人,基本上深圳活跃的基金会全部参与进来。
 
深基会的同事从大年初一开始就全员上岗来支持深圳各基金会的工作,帮助大家整理需求、对接资源、协调物流清关等事宜,通过信息共享和紧密合作帮助深圳的基金会在最短时间内投入到这次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来。
 
截止到 2 月 14 日,深圳共有 80 余家基金会捐赠现金及各类医疗物资 13.9 亿元,这还不包括腾讯基金会追加的 12 亿元抗疫专项基金。
 
我自己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也在积极行动。自疫情发生以来,恒晖共筹到口罩 11233 个,护目镜 1538 副,消毒液 6432 瓶,车载空气净化器 101 台,隔离袍 938 件,陆续送达武汉中南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襄阳市卫健委、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及松滋市人民医院等 7 家医疗机构。
 
除组织物资捐赠外,恒晖伙伴也积极加入到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深圳市兴正德基金会及武汉大学校友志愿者车队等组织的抗疫工作中。
 
我的感受
 
▨ 万分着急
 
有几个时间点上实在是着急紧张得不行。
 
一次是武汉协和医院在省领导接受电视采访说物资充足的当晚向公众发布《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了》,那天晚上我像疯了一样到处发信息,希望能多少凑一点医用防护物资送到前线。
 
 
一次是 2 月 3 日以后到方舱医院决策前那几天,连续有一些微博上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的患者求助信息 @到我,各种求助无门的人间惨剧让人不忍直视。
 
我虽然隔离在家,但是我在湖北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官员、医生、记者,那几天我不停地骚扰这些朋友,希望帮助这些求助者链接资源,可是他们在前线也是忙得一锅粥。看着生命之灯慢慢熄灭的过程,近乎绝望地着急,有好几次彻夜难眠。
 
▨ 极其难过
 
我相信这也是太多湖北人这些天的感受。
 
朋友圈不敢看,又不得不看,因为我还要做相关的公益工作。为防止传染,死亡后不告别直接拖往殡仪馆,女儿跟在车后哭喊妈妈的视频,我看到后整夜难以入睡;长江大桥头司门口没等到检测试剂跳桥自杀的老人,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而跳楼自杀的感染肺炎的尿毒症患者,流落在街头不知往何处去的疑似感染需要被隔离者……
 
特别是 2 月 4 日到 5 日,看到一个全家三口感染的求助信息,头两天已经因疑似肺炎走了一个老人,另一个老人也感染危重又等不到核酸检测和住院,我辗转帮助他们联系医院,好不容易 5 日晚上老人住进医院,结果我收到的反馈是“住进医院直接进抢救室,晚了……”,看到信息我对着屏幕瞬间泪崩。
 
方方老师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些天会经常不由自主地流泪,那种锥心的疼痛,武汉人、湖北人心里知道。
 
▨ 支撑的力量
 
除了苦难带来的痛感,也有强大的力量感动着我们,感召着我们。
 
成千上万个奔向抗疫前线的医护逆行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勇士,1716 名医务人员感染,6 名牺牲,数字是悲壮的,画面我们都是隔着泪水看的。
 
春节晚上军队医院大规模往武汉进发,他们小跑着登机的视频看得人泪眼模糊,湘雅二院的男医生全部剃光头,女医生全部剪短发带着纸尿裤出征武汉的画面看得泪流满面,李文亮医生牺牲的那个晚上满屏悼念的烛火,钟南山院士镜头前强忍又没忍住的泪水,还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大爱善举,太多太多的力量在支撑我们走过这段灰暗的时光。
 
▨ 不害怕
 
我在湖北老家过春节,我的身边百米范围左右已经出现了六名确诊感染者,我居住的小区被封,楼栋被封。
 
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
 
一是病毒疫情虽然严峻,它终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真正可怕的是头脑中的病毒,就是对底层疾苦的置若罔闻,我坚信这种病毒注定会暴露出来而被清理掉。
 
二是我没有时间害怕。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我只想与时间赛跑,为抗击疫情做点事情。我在线指挥深基会的伙伴们积极行动,在线协调恒晖的伙伴们展开公益行动。
 
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看书的计划,每天看两小时书,我坚持每天给家人做一顿饭,我坚持每天在客厅打一套太极拳。我相信疫情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害怕!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惧,注意心理调节,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把这段时间好好利用起来,当做对人生的修炼。
 
我的思考
 
▨ 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考的题目就是:对于每一个承担公共责任的人,你思考问题的根本立场到底是站在哪里?
 
在官员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官位、面子,还是老百姓的疾苦?
 
习总书记要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很多人跟着念照着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苍天厚土,群众不可欺,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公益人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名声、规模,还是苦难者的需求?
 
公众的每一份善款都不能被辜负,这是公益界的铁律。我们公益人千万不可走着走着忘了初心。
 
这次疫情中社会捐助热情高涨,一些获得了大额度捐赠的公益基金会千万要用好公众捐来的每一分钱,切不可抱着“盆大好刮稀饭”的想法在巨额的公众募捐中蹭好处,或者以压住款项执行进度拖一段时间光利息都能吃不少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捐赠。
 
如果到了疫情结束,基金会通过公众募集的巨额善款还有不少没花出去,你想自己留着以后慢慢花恐怕不那么好花。
 
▨ 墨菲定律思维应该成为公共治理的常识。
 
墨菲定律的原句是: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我对墨菲定律的解释是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你一定得想到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并为如何应对它做好准备,它才有可能不发生。否则,它一定、一定会发生!
 
特别是事关百姓生命健康的事,必须要提前想到最坏的情况并做好准备。
 
我们回头看这两个月的社会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发现病例 — 8 名医生对外预警提示 — 打击谣言 — 可防可控 — 不会人传人 — 万家同宴 — 有限人传人 — 不会像非典那么严重 — 会人传人 — 封城 — 物资充足 — 一线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了……
 
事情变坏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了,还在守着侥幸的心理一寸一寸地退让防守,听不到民意,搞不清实际,抓不住重点,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社会失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历史兴衰更替的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充分的准备,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法宝。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现在重读习总书记 2018 年 1 月 8 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的这段箴言,字字沉重如磐。
 
▨ 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该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
 
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是有作为的,但面临的压力和暴露的问题也不少。
 
这次抗疫战争中公益界第一时间积极行动,国家民政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和指导;众多公益组织的行动可圈可点,不仅帮助湖北疫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也在社会人心的安抚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公益学者积极发声,撰写多篇文章就公益热点难点答疑解惑建言献策……
 
除此之外,民间很快出现了很多自组织,如政府封城公交停运后的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服务车队,官方求助通道拥堵之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台的呼救和互救信息传递等。可以说,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是有作为的。
 
 
但是这次战役中公益界面临的压力和暴露的问题也很多。
 
首先是公益组织参与的空间和渠道仍然有限。我作为身在疫区的公益人,这些天经历过很多时刻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发现国内采购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不仅价格飞涨而且采购困难,就迅速联络海外公益捐赠,但是当时武汉方面明确回话暂不接受海外捐赠;
 
两天后同意接受海外捐赠了,通关手续如何办理又是各种懵;
 
物资好不容易到武汉了,分配中的低效率和错乱又伤透了心;
 
好不容易募捐来的物资从外省某地经过居然被强行扣留征用了,电话、发函,办法用尽还是没搞定;
 
好不容易等来我们公益组织可以直接点对点捐赠给医院了,又被警示绕开红会的捐赠可能带来的风险;
 
湖北除了武汉可以公益捐赠运输直达以外,地市级公益运输通道又不畅,只能下面医院开特别通行证自己到武汉去拖,而我们小公益组织募捐到的物资很难装满一整车,想到辛辛苦苦麻烦下面的医院过层层关卡去拿不多的物资就心塞汗颜难受……
 
其次,公益组织的专业程度仍然存在短板:项目设计是否符合机构使命与业务范围、机构能力能否保证项目执行、基金会募捐款物使用是否完全公开、需求整理是否全面清晰、获取信息是否及时、物资转运是否到位等问题。从众多的报道和网上民众的反馈来看,许多问题都是值得打上问号的。
 
此外还有公益组织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官办公益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没有及时有效联合等。比如说疫情防控刚开始后,各大公益组织虽然都积极行动,但基本上各自为战,导致同业竞争,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甚至对医疗物资涨价起了一定负面的作用。
 
“理想与智慧”公益群以及“深圳基金会抗疫联合行动组”等微信群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少的作用,但就全国来说缺乏整体上需方供方的公益行动信息共享以及协调沟通。
 
再就是公益组织都是盯住眼前。事实上疫区的次生灾害正在发生,且不说经济社会全面暂停的影响,光是大众长期封闭引起的心理问题,死难者家属情绪崩溃的安抚,医疗人员受重创后的勉励,过度使用消毒水后的环境后遗症,甚至于人们隔离后无人看守的宠物等等,这些值得公益组织做的事情目前还很少人关注。
 
▨ 所有公益组织都需要坚持运作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这次疫情再次显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真相尽早的公之于众是最好的对策。这不但是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更是公益管理的日常工作原则。公益组织只有平时就实行帐务透明,运作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才能够被公众信任,战时才能迅速汇集资源,高效率地分配资源。
 
公众的每一分善款都不能、也不应该被辜负,公众有权、也有义务随时监督公益组织的善款使用情况。公益组织有绝对的义务接受公众监督,决不能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就可以横眉冷对监督追问,因为公众监督追得紧就不耐烦。
 
归根结底,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都是仓促上阵。我思考的是,就像政府部门有公共灾难的应急预案一样,公益界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应急预案,在大的灾难来临时能够短时间内把平常做教育、环保、医疗、社会服务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高效地整合起来,积极有序地行动,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起登场。
 
特别是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灾难又有所不同,公益组织如何有效切入。我们国家多灾多难,不知道下一次的大难出现在什么时候,希望下一次,我们公益界是有备而来。
 
国家在面临大灾大难启动应急机制时通常都有联动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军民之间的联动等。期待下一次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国家整体的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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