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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如果周围满是不幸,你到哪里找寻幸福?

作者:秦朔,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秦朔朋友圈发起人,曾任《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Part.1
 
距离孟买不远的塔那市(Thane)的一处贫民窟里,28 岁的母亲乌莎·巴格瓦尼正盘算着怎么支出她不多的卢比。
 
是买点好东西给孩子吃,让他们更强壮?还是给他们买鞋子,让他们不会感染钩虫病?是让他们有学可上,还是买煤油烧开水?
 
为了省钱,省时间,她给 5 岁和 7 岁的孩子端上了没煮过的生水。这种水已经让她的两个孩子致命,一个是 15 个月大的男孩,一个是 7 个月大的女孩。在贫民窟里,每个人都喝这种水,通常都不煮开。因为如果天天烧开水,一个月要花 4 美元,几乎是乌莎收入的 1/3,那样的话,买食物的钱就少了。
 
这些致命的水来自一条已经破裂的管道,周围污水横流。大量疾病和寄生虫通过水从一些人的排泄物传到另一些人的口腔。在全世界,每年因为腹泻而死的有 310 万人,几乎都是儿童。被粪便杀死的人远多于被放射性物质杀死的人。大约 29 亿人——占第三世界人口的 66%——没有厕所,甚至没有像样的坑厕,他们依靠树叶或泼水,而且很少有人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
 
镜头转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累姆,一个棚户区的蜿蜒土街上。54 岁的农民赛迪·辛巴和他的两个妻子已经生了 20 个孩子,但 6 个死了。这里的棚屋建在沼泽地上,污水经常流到井里。十几岁的男孩在街上销售饮用水,30 美分一大水壶。但辛巴拒绝把钱花在这方面,他习惯了免费从井里取水。他可以选择把水烧开,但要花大笔钱买煤油或木柴。
 
辛巴很穷,但他也曾花 5 美元买了一只手表,花几美元买了一只旧戒指,他把这些东西看得比干净的水更加优先。孩子们真的生病时,他愿意花大钱去救,但由于缺乏教育,钱往往被浪费。
 
当他 18 个月大的女儿塔图出现严重腹泻和发烧,他把她带到当地的传统医生那里,并把 20 美元巨款,连同一只鸡和价值 8 美元的魔法布一起交给医生。医生把塔图放在床下,让她母亲蹲在上面小便,把孩子淋得湿透。然后,医生焚烧大象的粪便,让孩子呼吸这些气体。
 
“通常会有帮助。”辛巴很沮丧。但这次不行,因为塔图死了。辛巴为失去第 6 个孩子痛心,但仍继续为家人提供同样的水。“我们不喜欢喝井水,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水,我们会喝的。”辛巴说。
 
……
 
这些描述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tof)笔下。这篇文章发表在 1997 年 1 月 9 日报纸的头版,题目叫《在第三世界,水依旧是致命的》。文章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正饱受水污染的困扰,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感染疟疾等疾病死去,造成死亡的一大罪魁祸首是“轮状病毒”,它是儿童严重腹泻的首要原因。
 
若干年后,纪思道在接受奈飞(Netflix)采访时说,“孩子们正在死去,而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尼日尔,而不是纽约。”
 
Part.2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时都会感到惊悚,但也就是惊悚而已,或者见怪不怪。不过,对有一个人来说,在清晨读到的这些故事改写了他的人生旅程。他不相信里面说的是真的,他以为报道中每年死于疟疾的孩子数量被多加了一个零,于是打电话到报社核实。他很震惊,确实是真的。
 
这个人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并不是天生就乐善好施的人。微软成功后,他一直认为靠 Windows 这样的产品服务社会就够了,慈善是退休之后的事。直到 1994 年,微软创立后的第 19 年,他才在父亲建议下拿出 9400 万美元,设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威廉·盖茨基金会。
 
“我和我妻子从没听说过轮状病毒。原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感染这种病毒,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才会因此丧命,这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决心要把轮状病毒疫苗带给每一个有需要的孩子。这将检验我们究竟能不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尽一份力。”比尔和梅琳达下了决心。
 
1999 年,威廉·盖茨基金会更名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比尔开始把更多精力用于思考社会的问题。他在 2000 年辞去 CEO,2008 年结束在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全力投入慈善公益。
 
 
《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帮助世界首富开启了迈向首善的道路。在慈善公益史上,这也是一个里程碑——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商业头脑之一,用创新的模式去探索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为慈善公益打开新的空间。
 
1997 年世界每年死于腹泻的有 310 万人,目前已经减少了 100 多万,5 岁以下死于腹泻的减少到 52 万。在这个过程中,盖茨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基金会的第一个大额赠款就是疟疾研究,这笔捐赠使世界在该领域的资金投入翻了一番。
 
基金会还建立了一套市场激励机制——“我们告诉各家制药公司,谁能成功开发出我们需要的特定品种的疫苗,我们就保证采购。我们对他们的研发投入给予了合理的回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因此政府部门也开始注资强化这种市场激励机制,一些制药公司也开始针对贫穷国家多发疾病开展药物研发”。盖茨称这是“催化式慈善”。
 
厕所和下水系统是盖茨基金会驱动的又一创新。基金会用近 700 万美元发起了一项厕所发明竞赛。参赛者必须在没有水、电力、化粪池的情况下让厕所运转。几年后,有的想法已经制作成模型产品,比如一种马桶用螺旋装置把尿液和粪便分开,燃烧废物产生的能量为螺旋装置供能,所产生的副产品只有一点灰烬。
 
比尔·盖茨还找到机械工程师彼得·贾尼基,希望他帮助改造污水处理设备。经过 18 个月的努力,建造出一个独立的全向处理器:使水分蒸发,燃烧固体制造更多蒸汽,驱动蒸汽发电机给处理器供电。如今,在达喀尔,全向处理器已经能够处理城市 1/3 的粪便污水,并为人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Part.3
 
今年 9 月下旬,我在纽约参加盖茨基金会主办的 2019 年“目标守卫者”(Goal keepers)年会。所谓目标,是指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在 2015 年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谓守卫者,是指在各个领域改善了人类生存的人。
 
今年的获奖者之一是印度总理莫迪。他的成就是推动印度在近 5 年时间里为 6 亿多人建造了超过 1.1 亿间厕所。2014 年,“清洁印度”启动,莫迪说厕所比寺庙重要。印度政府为自建厕所的家庭补贴 75% 的建造成本,世界银行也向印度发放了 15 亿美元贷款。印度人的厕所拥有率在 2014 到 2018 年从大约 35% 上升到 70% 左右。
 
 
但更多的“目标守卫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在 2018 年的获奖者中,有来自肯尼亚的迪斯姆斯·基瑟鲁,他创立了一家提供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在 2016-2018 年间帮助了 3000 位女性农民提高了超过 150% 的产量。他的公司还为 18-29 岁的年轻人设立了导师项目,教会年轻人如何操作、保养、维修可再生能源机器;
 
有来自英国的阿米卡·乔治,18 岁的她发起了“月经自由”运动,呼吁政府为所有接受免费餐的在校生、难民、贫困女性提供免费的经期用品,如卫生棉条;
 
有来自德国的鲁帕,他为难民和志愿者创立的“Wefugees”网络交流互动平台,成为全球最大的难民问答服务平台;
 
有来自肯尼亚的鲁比·汀歌,她成长在一个 80% 的女性会在幼年被实施阴部割礼并被迫通婚的社区。她致力于为年轻女性发声,呼吁取消女性割礼,反对一切针对女性的暴力侵害。
 
今年的获奖者中,有 31 岁的突尼斯青年阿雅·切比,她发起了非洲青年运动(AYM),在肯尼亚组织了首次非洲青年运动大会,访问过 30 多个非洲国家,与妇女组织、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合作开展青年赋能项目;
 
有 28 岁的加纳青年格雷戈里·洛克森,他患有胸椎侧凸,注意到父母在购买药物时会遇到各种困难,15 岁时他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提供药物。2013 年他参与创建了 mPharma,通过汇总并预测供应商网络的需求来降低药品价格。mPharma 使药价下降了 30%,基本解决了缺货问题,医院诊所也反映与药物相关的并发症减少了 25%。mPharma 的创新成果已经帮助 40 万名患者恢复了健康;
 
有 16 岁的印度青年佩亚尔·詹吉德,她是所在村庄的儿童议会领导人,通过向社区宣传抵制家庭暴力和反对童婚,努力让所在村庄变成一个“对儿童友好”的地方……
 
 
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人类福祉仍在提高,但人类的幸福感并未与经济发展同步。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9 世界年度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在有充分数据的 125 个国家中,有 43 个国家的人均 GDP 和幸福快乐感的方向相反。同时,全世界担忧、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比 2010 年增加了 2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
 
富裕国家消耗了世界 88% 的能源,贫穷国家只消耗了 12%;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比低收入国家高出 18.1 岁;在卫生服务稀缺的低收入国家,每 41 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死于怀孕和分娩,而高收入国家每 3300 名妇女仅有一人死亡。2015 年,全球仍有 23 亿人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8.92 亿人继续露天排便,2016 年全球有 2.16 亿例疟疾病例……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好生活和差生活之间的反差在进一步拉大。
 
但徒有呼吁是没用的。盖茨基金会倡导的是行动,只有积极、乐观、建设性、创造性的行动,才能让人类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口语体诗人阿那亚·乔哈尔这样表达全球目标守卫者的愿景:
 
他们说你太年轻
才会相信如此宏大的梦想
但是 请不要等待
不要让他们去写你的故事
你要自己改写 挑战和改变历史
行动才是最好的回应
 
Part.4
 
从纽约回到中国不久,我到成都参加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2019 年年会。我长期关注这个领域,并不陌生,但还是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而感到欣喜,即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在探索创新模式,科技赋能,资本助力,商业向善,让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而不仅仅只是募捐、输血、再募捐、再输血。
 
2015 年,杭州人魏文峰发现读小学的女儿买的包书皮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他有 16 年检测工作经验,就花了 100 多元买了 7 种书皮,送到国家级化学检验中心实验室,花了 9500 元检测费,结果发现含有大量的邻苯二甲酸酯和多环芳烃。
 
邻苯有生殖毒性,多环芳烃有强致癌性。“做检测工作,没想到连自己女儿都守护不了。”他决定站出来,和包书皮等有毒产品一磕到底。“老爸评测”由此起步。从检测书皮和学校跑道,到检测蓝莓果酱和电饭锅,魏老爸检测了许多产品,还购买了 1 万多元一台的甲醛检测仪,让用户通过免费或付费出租的方式检测房间。
 
 
2016 年初,他投入的 100 万元资金用完,公司也快关门了。100 多个家长为他众筹了 200 万资金,但要把检测事业进行到底,还是需要自我造血的模式创新。有人建议做电商,不仅告诉人们哪些是有毒产品,而且通过检测告诉人们哪些产品可以信赖。
 
这一“网红+电商”的方向让“老爸评测”走上了正轨,他们目前已经有 150 多人,今年的销售额预计能达上亿元左右。“将检测和认证的价值通过互联网传递到消费者,老爸评测成为民间认可的安全放心标志,做一个充满爱的社会企业。”魏文峰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80 后汪剑超,曾在微软中国担任研发工程师和产品经理 5 年。他投身社会企业的原因之一是看纪录片《垃圾围城》时很难受,不想让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同时他发现美国和日本的专业垃圾处理公司也能赚很多钱。2017 年,汪剑超在成都创立了奥北环保(aobag),希望有一天焚烧厂和填埋场不需要再处理可回收垃圾,在奥北就可得到再生。
 
怎么做的呢?奥北推出了一个可循环使用的回收袋,最初按 10 块钱成本价发展了 1303 位种子用户,产生垃圾时用户只需稍微评估一下,只要是 5 种塑料、4 门单类、3 类纸张、2 样金属中的任何一种,就可以装袋集好,如果能分的更细、装成小袋更好。然后送到社区或所在单位的投放点,等回收小哥开着电动货车来取。
 
每个回收袋上有二维码,用户可在微信小程序中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投放点,回收货车在哪里,什么时间到达自己放袋子的投放点。分类问答机器人会显示实时回收价格,这背后是奥北开发的直接和 ERP 系统连接的蓝牙秤的功劳,只要回收小哥把各类回收物倒进不同的秤盘就好。通过这样的居民、社区、物流、回收再生的连接,可回收垃圾得到专业回收,进入再生循环体系产生销售收入。
 
这个商业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对可回收垃圾的专业化、规模化处理,变废为宝。例如,牛奶盒现在的处理方式主要是造纸,1 吨送到造纸厂,销售价格 350 元,造纸厂还会因为牛奶盒的出浆率低、杂质高而不愿意回收;但是通过专门分离技术,1 吨可以销售 1500 元,变成纸浆、再生塑料和再生铝。后者要产生效益,最需要的是规模。
 
奥北为什么能形成规模呢?因为它用商业纽带串联起了广大的用户。成都一所采用奥北服务的小学,一个学期投放了 2167 次、11598 公斤可回收物,各班级一共赚了 11858 元班费;一家商场引入奥北环保,与物业公司保洁员一起推行垃圾分类,一个月每位保洁人员平均增加了 100 元收入,商场的垃圾也减少了。
 
 
Part.5
 
2018 年 11 月 5 日,民政部发布了《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直接进行股权投资,同时规定被投资方的经营范围应当与慈善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相关。
 
由于慈善组织的宗旨都是社会价值优先,所以这一办法也意味着,中国鼓励资本开展“影响力投资”、“使命投资”,让商业化力量成为推动社会价值实现的可持续的通道。
 
禹闳资本创始人唐荣汉从 2012 年起把社会环境影响作为公司投资标的的首要考量指标,将主要投资放在绿色农业、低碳环保、健康养老和文化教育领域。有意思的是,从禹闳资本的退出案例看,社会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的投资,投资周期也不比其他领域的投资周期长。
 
在唐荣汉看来,影响力投资需要有“洁癖”的耐心资本,对容易伤及社会价值的项目(如电子烟),哪怕回报再高也要放弃。他相信,优秀的社会企业应该是用创新的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持续创新能力的社会企业才是影响力投资的首选。
 
如同唐荣汉这样的资深投资家专注于影响力投资一样,一些企业家正在成为全职公益人,而不只是企业家中的慈善家。
 
 
孙莉莉是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秘书长。她参与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叫同洲电子,2006 年上市。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投资家厉伟拉去和王石、马蔚华吃饭,去了才知道他们想发展她加入阿拉善 SEE 基金会。这是一家由中国众多企业家在 2008 年发起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
 
也是在阿拉善 SEE,孙莉莉认识了曾是广州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刘小钢,她 40 多岁时弃商,卖掉股票,到哈佛学习,之后创办千禾基金会,并在 2011 年到 2015 年先后与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三任阿拉善 SEE 会长合作,担任秘书长。刘小钢的示范,让孙莉莉对全职公益人有了更多的向往。
 
2012 年,孙莉莉和王石、马蔚华、陈劲松、厉伟等阿拉善 SEE 华南企业家筹备环保项目,7 月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同年,孙莉莉离开同洲电子,卖掉所有股票,专做文化行业,以便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公益。
 
2015 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接触,希望托管即将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不碰土地,只做运营管理。2015 年 12 月 28 日生态公园开园当天,尽管规定同时进园人数不能超过 2200 人,但想参观的市民排了 5 公里长。孙莉莉也成为生态公园首位企业家园长。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讲很多。从纽约到成都,我感受到,尽管中国的企业家、投资家、创业者还极少像盖茨基金会那样去探索解决世界的问题,但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为解决社会痛点进行“善的创业”,向光而行。特别是年轻一代,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对他们似乎更具吸引力和接近性。
 
这个世界,每时每地,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让人失望,让人不满,让人不安。
 
但也总有一些人,从金字塔尖的商业领袖到普普通通的公民,当他们和她们看到不幸,不是躲开、逃走乃至绝望,而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自己成为一股创新与变革的力量,与不幸对冲,看着世界一天天变得更好。
 
曾国藩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如果周围满是不幸,到哪里找寻幸福?答案是:幸福是一个过程,幸福就在帮助那些不幸者,努力让不幸消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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