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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23岁,两个时代

作者:维立,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士。在硅谷从事高科技工作多年。业余时间翻译写作,出版过六本作品/译作。本文来自:硅谷生活家(ID:silicon_valley_life)。
华章写在前面:
今天这篇文章是关于两代人之间的纽带,关于一个母亲对一个女儿的爱,关于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选择,也关于每一代人都要经历的人生挑战。
 
我们家也有三个孩子,我和一诺也曾经通过个人奋斗,从“穷留学生”一点点积累到在美国成家立业。后来,随着一诺加入盖茨基金会,我们一家正式回到了中国,创办了一土教育,又因为教育、健康等这些关乎每个生命的事情,奴隶社会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元,我们也开始看到另一个机会与资源及其缺乏,甚至是通过努力也难以改变命运,又极易被忽视的“小世界”。
 
尽管每个人都必经自己的“九九八十一难”,但就像前些天一诺的文章《李一诺: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中所说,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健康、安居、能接受教育的人们,依然相对是中了“投胎彩票”的人。而越是幸运的人,越有责任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时局如何动荡,我们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不变;对真、善、美的向往不变;爱,也不会变。下面分享一位母亲的自白。
 

女儿 23 岁了。一般人不认为 23 岁是重要的里程碑,不像 18 岁可以投票,21 岁可以喝酒。但我觉得 23 岁很特别,因为我大学毕业来美国那年,正是 23 岁。
 
我开始忆苦思甜。
 
“23 岁的时候,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提着两只箱子……”
 
“我知道,我知道,口袋里放着 10 块钱。”刚起了头,女儿已经打断了我。哦,估计这个故事以前讲过。
 
但她其实说得不准确。我口袋里不止 10 块钱,可能是 50 块,甚至再多几块,具体数目记不清了。而且因为当时办护照签证不是一般地困难,来到学校已经开学半月有余。一走进系主任办公室,秘书就递给我一张 500 美元的支票:迟到半个月的薪水。我用一定是颤抖的双手接过支票,摇身一变成了世界首富:不要说我,就连我父母,都不曾把这么多钱攥在手上。
 
但我的 23 岁还是有它的危险性的。那时年轻好奇,出国留学又是人人羡慕的阳关大道,心中虽不是没有恐惧和忐忑,却被兴奋和骄傲抢了风头,像把一颗药丸用糖衣包好囫囵吞下。只是过惯了安稳懒散的日子后再回头一想,才暗暗佩服自己当年的勇敢。一个从没在校门外生活过一天,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要再小五岁的人,在一个没有微信和视频电话的年代,单枪匹马闯荡一个语言文化都不同的陌生国家,这一行为之悲壮决绝,我以为和那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人不相上下。
 
我想起女儿 20 岁那年和我的一段对话。
 
“暑假时我想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一两周。”
 
“好啊。”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让我去吗?”
 
“当然愿意。一个人的旅行,多有意思。注意安全就好。”
 
女儿满意地笑了。她经常拿这样的问题来考我,幸亏我作为资深学霸宝刀未老,每次都顺利过关。不过这一次她是真要去,不像小时候问我长大可不可以当电影导演。
 
而我心里说,比起父母当年送我出国,这算什么呢?
 
 
女儿的 23 岁跟我的确实不一样。她出生的医院离我们现在的房子不过十分钟路程;她唯一一次被当成外人,是和朋友去摩洛哥旅行,街上的当地人冲她们喊“中国人!印度人!”的时候;她大学毕业后的落脚点固然在我看来离家太远,却妥妥地在国境线之内;她精心挑选和布置自己的公寓,窗外是曼哈顿的天际线,门口是喜欢的饭店、咖啡馆;她每天像个地道的纽约人一样坐地铁去上班,下班后跑步、练瑜伽、读书、逛商店、会朋友。
 
她的生活就是一个平安富足的社会里的年轻人的生活,平淡无奇,却星星点点都是她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小确幸。
 
但我虽然羡慕她的安逸,却知道我们也有自己的幸运。赤手空拳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家园,这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孩子们吹嘘的自豪经历,她们没有;一个人通常要有一百年以上的寿命,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慢慢地跟着历史的脚步走进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工业社会,而我们只花短短几十年就取得这项傲人的成就。
 
不久前在凤凰古城参观沈从文故居,看到沈从文父母那张前面一块踏脚板、宽度刚能容下两床叠得窄窄的被子的雕花架子床,我得意地对身边的台湾团友说,
 
“这样的床我也睡过!”
 
 
我说的是实话。小时候去乡下舅舅家过年,睡的就是这种床,只是不如沈从文家的华丽而已。我还用手指蘸上草木灰粉刷过牙,跟舅舅去井里打过水,看到乡下的茅坑也不会大惊小怪,而是有从容不迫、安之若素的大将风度。
 
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更丰富。
 
每一代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在时代、地点、社会变迁这些庞然大物面前也只能低眉顺眼,自叹不如,否则难免像蚍蜉撼树。
 
但好的生活也以多种形态出现,这跟托尔斯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同。那些能看到自己生活独特优点的人是幸运的。闯荡也好,安逸也好,自食其力也好,坐享其成也好,各有各的妙处。
 
但不管外在表现形式如何不同,每个人的生活又有共同的内核。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生存之余都渴望爱和温情,都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又都会屡遭挫折,甚至像奥威尔所说,“任何生活在当事人看来都是一连串的失败”(any life when viewed from the inside is simply a series of defeats)。
 
有人说,之所以把自己连根拔起,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人生。我必须承认当年提着两只箱子来留学时没这个想法。我连男朋友都没有,眼睛长在头顶,不食人间烟火。不要说下一代的人生,就连下一代都不在雷达屏幕上。
 
一些在平安富足的家庭出生的孩子有他们的幸运,但人生最基本的考验,他们照样要经历,并不因为出生在哪里就拿到豁免权。我们为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他们的人生有好的开端。但成熟,还得他们自己来;人生的道理,还得他们自己领悟。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放手,让他们自己慢慢长大。
 
23 岁的时候,我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我年轻有为,前程似锦,人生像一块展开来等着浓墨重彩地涂抹的画布。
 
当然有些梦想没有变成现实,这并不奇怪。小说家 Ann Pachett 说,写小说的时候,酝酿阶段是最快乐的,无数期待和设想像蝴蝶一样,在脑子里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而坐下来写这本小说,就是杀死那只在空中飞舞的美丽蝴蝶,将它制成干瘪的标本的过程。“不是我想杀死它,但这是我能将三维的故事固定在平面的书页上的唯一方式。”
 
人生也是一个杀死活泼的蝴蝶、收获干瘪的标本的过程,不是我想杀死它们,但这是将浪漫飞扬的想象固定在三维的生活里的唯一方式。23 岁的时候,很多美丽的蝴蝶在身边上下翻飞。我抓到了几只,把它们制成了属于我的、可以永远保存在收藏夹的蝴蝶标本。现在也有很多蝴蝶在身边飞舞,但有些围绕着 23 岁的我的漂亮蝴蝶已经不在视野之内。
 
女儿的 23 岁看起来也充满希望,也有一群美丽的蝴蝶在身边飞舞。她有时眼花缭乱,不知道应该捉哪一只,把哪一只放走。我想走过去帮她一把,但想到自己抓蝴蝶时笨手笨脚的样子,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让她自己来吧,每个人的 23 岁都应该自己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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