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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很多人可能会说是“个人努力”,放在每个人的微观世界,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但前天发布的 2019 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卫者报告》的数据却告诉我们:如果宏观来看这个世界的真实数据,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最大的决定因素,其实是你“出生在哪儿”以及“你的性别”。
 
 
在报告的开篇,盖茨夫妇就直言不讳:
 
我们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父母都是境况良好的白人,他们生活在蓬勃发展的社区,把我们送进了一流的学校。种种这些因素让我们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还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这些分界线的另一边。对于其中的几亿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充满艰辛。
 
盖茨基金会从 2017 年开始,每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前一周,发布《目标守卫者》报告。这个目标,就是联合国 2015 年制定并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也许觉得联合国、目标这些词离我们太遥远。但其实,这些目标关注的都是最基本面的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比方说母婴健康,性别平等,消除疾病,减少极端贫困,等等。盖茨基金会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但每年这一份报告出来,都会受到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机构,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可以是“目标守卫者”。
对逻辑、数据、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喜欢看这个报告,和往年一样,在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里,透过很多有意思的数据和故事,用不同的视角看我们这个世界。
 
今年的主题是减少不平等。
 
首先得分析,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不平等。结果呢,我们开篇讲的“个人努力”,远远排不到原因的前列。如果人出生之后要经过几座“大山”到达有效能的人生,第一个要跨越的大山,是出生地,第二个,是性别。
 
其次,报告所说的不平等,体现在各个层次,首先是国与国之间 — 比方说,乍得的人口不到芬兰的三倍,可是那里一天之内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人数却比芬兰一年的还多。
 
这个不平等,也体现在国家内的地区之间 — 比方说在印度,奎隆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4 年,而在北部布道恩地区,这个数字为 6。
 
同时,还有身为女性所遭受的各种不平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 5 岁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各种性别之间的差距,不管多么努力,从教育,到婚姻,到无偿劳动,到工作机会,女性“成功”的机会,比男性要小得多。
 
在 2017 年第一份《目标守卫者报告》中,巴菲特就说过“投胎彩票”: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安哥拉而不是芬兰,那么他面临死亡的可能性就会高出 75 倍。
 
以上这些,一方面,都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阻碍,另一方面,如果正面的看,也可能是巨大的潜力和机会 — 我们可以通过认识不平等,认识到哪怕在整体落后的国家,也有区域能做到很好,像前面印度教育的例子,从而学习那些成功地区的经验,行动起来,推动改变。
 
其实在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非常了不起的。拿孕产妇死亡率一个指标为例,30 年前,也就是 1990 年,中国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的两倍以上。但是在今天,这个差距缩小到几乎为 0,就是没有差别。短短三十年,这么大的国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我们母婴健康方面的整体成就是联合国能在 2015 年在这方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柳叶刀》在 2015 年就有专门的文章总结和论述。
 
中国另一个了不起的例子,是疾病防控。其中一个例子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播的恶性传染病。中国在 70 年前,每年大概有 3000 万疟疾病例。而从 2017 年开始,中国就没有境内疟疾病例了,并且如果不出意外,即将在 2020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从 3 千万,也就是接近当时人口的 10%,到今天的 0,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从这个方面说,出生在中国的孩子都中了“投胎彩票”,今生感染疟疾的几率接近为零。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非洲,就远远没这么幸运了。
 
目前全世界每年还有超过 2 亿人得疟疾,92% 的疟疾病例和 93% 疟疾死亡案例都在非洲,而疟疾死亡案例里,五岁以下儿童占一大半。今天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坦桑尼亚鲁菲吉地区,那他 5 岁前感染疟疾的概率大约是 14%。可以说,高得吓人,防不胜防。
 
中国从 3000 万到 0,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背后有政府、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的一线人员,科研专家(例如研制出青蒿素等抗疟药的屠呦呦教授团队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和企业 60 多年来持续的努力,还有全国人民在爱国卫生运动号召下的积极参与。我经常讲,我们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由于公共卫生体系,我们很多重大传染性疾病得到消除(麻风病、血吸虫病、丝虫病……这些现在很不为人知的病,曾经在中国肆虐,非常可怕)母婴健康得到极大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初的 43 岁到今天的 76 岁,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公共卫生关注的,是母婴健康、疫苗接种、传染病防控这些领域。这些领域一般是“吃力不讨好”的,用内行的话说,在这个领域里,no news is the best news,最好的新闻是没有新闻,因为一出新闻,肯定是负面的。
 
但不能因为“没有新闻” 就忽视这个体系的重大作用。而且现在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全球健康领域又不断有新的挑战,所以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的。这也是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关注和投入的一个核心方面,如何增强全球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能力。
 
说到疟疾,盖茨基金会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工作就是支持中国把疟疾防控和消除的经验和产品应用到非洲去,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支持中国的抗疟产品,例如青蒿素相关药品、药浸蚊帐,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从而走向世界;二是支持具体的中非疟疾防控项目,将中国的经验落地到非洲相关国家;三是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抗疟经验;最后,我们还支持非盟疾控中心的疾病监测网络能力建设等,从而为全球的疟疾防控做出贡献。
 
 
很多人说,觉得盖茨基金会非常高大上,但从来搞不明白你们在干啥。那我就通过一个例子,和大家分享下我们在干嘛。
 
今年 7 月我去了坦桑尼亚,主要是看我们支持的中国在坦桑尼亚支持疟疾防控的项目。讲到底,就是我们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中国的项目团队在坦桑尼亚当地,和当地的项目合作伙伴合作,在几个村子里落地中国疟疾防控模式。
 
这里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坦桑尼亚项目执行机构 IHI(Ifakara Health Institute),这个机构很棒,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坦桑尼亚的“海归”博士,很多是在欧洲学习的寄生虫病和流行病,回到自己的国家做疟疾防控工作,其中一位是 Prosper Chaki 博士。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虫媒,就是怎么杀蚊子。
 
 
 
 
“蚊子很狡猾,我们要更胜一筹才行。”
 
他是一名在高中时就立志要抗击传染病的小镇青年,为了做研究,他经常要到河里去收集蚊子卵和幼虫做研究,在过去和蚊子斗争的十几年中他得过二十多次疟疾和 1 次登革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所以每次比尔·盖茨去坦桑尼亚,都要见他。从 2015 年到现在,Prosper 博士在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带领的团队,和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紧密合作,把中国的抗击疟疾经验应用到坦桑尼亚。
 
还有一个要素,是项目点。
 
在坦桑尼亚的第二天,我们从达累斯萨拉姆驱车 3 小时到达项目所在地鲁菲吉地区的 Ikwiriri 镇。镇中心并不大,沿公路主干道两旁排列着小卖部、药店、咖啡厅,以及用木板搭起来的衣服摊位,几条延伸的小路分别通向我们当天的目的地 — 镇医疗中心,活动广场,和吃饭的餐厅。
 
从地图上看,Ikwiriri 所在的区域靠近坦桑尼亚最大的河流 — 鲁菲吉河,天气炎热湿润,蚊子在这里得以繁衍生息,并把疟疾传染给了村民。也就是在这里,中国和坦桑的疾控专家们同吃同住三年,为周边 18 个村子的 6 万人提供筛查和防疟服务,使当地整体疟疾患病率降低了 30%-40%。
 
我们的第一站是镇医疗中心,这里有刚新建的妇产科门诊和住院病房,还有一个专门的疟疾检测实验室。村一级的项目工作人员会动员有疑似疟疾症状(例如发烧)的病人来这里做快速诊断和及时治疗。实验室的两名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最近一天要接待约 40 个村民。项目第一期成功显著,但是中间暂停了一段时间,在暂停的半年内,这个镇子的疟疾病例增长了 3 倍。所以这两位医生非常着急,盖茨基金会的项目就是支持下一期项目的启动。
 
还有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两国政府了。
 
我们一行人看完医疗中心,到达活动广场时,蓝黄绿相间的帐篷下已经摆好了塑料桌椅和易拉宝。这里即将举行的是中坦疟疾防控项目第二期启动仪式和社区动员活动,项目的第一期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现在由盖茨基金会接棒。聚集而来的村民自然站成几列,成为最大的观众以及主角。仪式上,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和坦桑尼亚的卫生部部长 Hon Ummy Mwalimu 女士分别发表了讲话,他们两位对中坦两方以及各方机构持续协作以消除疟疾表达了期待。中国疾控中心高福主任作为代表给项目捐赠了曾经中国赤脚医生所使用的疟疾诊疗工具包,同时,复星医药集团也向项目捐赠了价值 7 万 5 千美金的抗疟药。
 
 
仪式结束后,我们走到村民聚集的大树下,在那里,项目人员将进行现场问诊。我把随身带的棒棒糖分给旁边的小朋友们,他们开心哄抢的场面让我很难想象他们备受疟疾折磨的样子。事实上,抵抗力弱的孩子、孕妇和老人是疟疾的主要受害者。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中国的抗疟经验和技术人员。
 
中国消灭疟疾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3-7”疟疾消除策略。关于“1-3-7”,来个硬核科普:
 
“1”指的是基层卫生人员要在 1 天内把疟疾病例上报给国家传染病信息系统,以便全国上下能及时掌握情况;
 
“3”指的是 3 天内卫生人员要完成病人访谈调查及再次血检确诊,了解病人的病史、最近的活动经历、接触的人群等等,确认有无其他病例和传播风险;
 
“7”指的是 7 天内卫生人员要完成病人所在地的基本情况和蚊子调研,主动侦查可能接触并感染的人群,必要时喷洒杀蚊剂,同时对所在地的人们进行预防知识普及工作等,确保疫情不蔓延。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周晓农所长带领的团队和 Prosper 博士的团队一起,经过多番严谨地讨论和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三步法”(即检测、治疗、跟踪)基础上,创新推出了适宜疟疾高流行的鲁菲吉地区的“1-7”干预模式 — 就是在 1 天内完成病例信息收集和报告,以发现传染源头,并且结合对蚊子媒介的监测情况,在 7 天内对那些高发疟疾村庄的人们进行健康教育、快速筛查和治疗。
 
听说专家们最初设立的项目目标是将干预社区的疟疾负担降低 30%,而一期项目后,实际取得了 80% 以上的好成绩。如今,盖茨基金会支持的二期项目正在 10 个社区开展,以进一步验证中国经验的适用性,同时探索建立中坦双方可持续的疟疾防控合作发展机制。我特别期待,项目未来开展到坦桑尼亚其他地区甚至非洲其他国家,造福当地的人们尤其是孩子,帮他们消除蚊子这个小动物所带来的疟疾病痛。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大力投资健康和发展领域,不仅让我们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而且很多的专家正在用所获得的经验和专长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
 
同样在坦桑尼亚,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老师,正在用他的“小技术”,帮助莫罗戈罗省的农户获得 3 到 4 倍的玉米大丰收。
 
前面提到,30 年前,中国农村女性因为分娩而死亡的机率是城市女性的两倍以上,而现在基本没有这个差别。这得益于国家对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大力投资、医保覆盖范围和服务种类的扩大,以及针对中国中西部贫困家庭推出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项目等等措施。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钱序老师所带领的团队,在埃塞俄比亚 Gonji Kolela 县帮助当地的孕产妇和新生儿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给 23 万人带去了新生命的福音。
 
中国在消除不平等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正在帮助全世界一起进步。你呢?愿意和我们一起更多地认识不平等并行动起来吗?欢迎阅读 2019《目标守卫者报告》并留言分享你的感受。
 
回到盖茨夫妇的开头。他们因为出生在美国这样的家庭,很幸运。也许你会想,要是我也能幸运一些就好了。但其实 Luck should not be the solution, it’s the problem.(运气不应该是解决方案,相反,这正是问题所在。)所以我想这些希望推进的工作,就是恰恰是希望以后孩子们的命运,不再由“出生地”、“性别”这些决定,而是真正每个人都有更平等的机会,度过健康和富有成效的人生。
文章转载自“盖茨基金会”(ID:gatesfoundation)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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