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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实可以如此广阔

 

作者:黄泓翔,毕业于复旦和哥伦比亚大学,自 2011 年赴南美非洲多国调研,后成立中南屋,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等地。本文来自:中南屋(ID:chinahouseproject)。
2015 年的时候,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布莱恩突然死了,那会他大概三十岁出头。我还记得,facebook 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在肯尼亚的书桌前震惊了一个上午。毕竟,遇到那个人时,正是我的世界发生改变的拐点。
 
布莱恩一直对极限运动充满着热情,这一次,在进行低空跳伞时,他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于是他从一座美国西部的高桥直直地拍到了水面上。
 
很显然这不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遗言早就准备好了,也随着他的死在我们的校友中疯狂传播:
 
“如果哪天我因为意外去世,请不要浪费时间为我的死悲伤,请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比方说去终结世界的贫穷。”
 
布莱恩是我最敬佩的哥大同班同学,也是现在我心中一个哥大校友的正确生命打开方式。当然,最开始,我根本没想到世界上有人可以这样活着。
 
三十岁出头的加拿大青年布莱恩,永远带着腼腆的微笑,然而他说起自己的理想从来不含糊:“我希望终结世界的贫穷。”在他生日的时候,他倡导大家不要花钱买生日礼物或者吃喝,而是用这个预算买一本《贫穷的终结》,送给身边的人。
 
“哥大的学费这么贵,你不担心做这个事情,以后学费都赚不回来吗?”我问过布莱恩。
 
“如果做一件事情无法养活自己,那只是说明你做得不够好。”他笑了,然后跟我讲联合国千年计划的那些项目人员其实生活条件很不错。
 
在他看来,无论做什么,只要你能做得很棒,ngo(非政府组织)、消除贫困、环境保护,你都不用担心无法过上不亚于咨询公司里朋友的生活。那段对话,拓宽了我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发展工作的视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职业选择。
 
年纪轻轻的他,成为了我们系发起人,联合国千年目标提出者杰佛里萨克斯的得意门生。
 
不同于我原来在国内对“扶贫”“ngo”之类词语的想象,布莱恩过的一点也不苦逼,一点也不像在“牺牲”“奉献”。他读书时特别认真,上课时特别积极发言,然而课余一会不见,就上了飞机玩跳伞。从他身上,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能看到他正在按自己的意志去澎湃地生活。原来,想要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像一个苦行僧或殉道者那么惨兮兮。
 
这样的人在哥大并不少见。杰尼克雷登教授是我印象中另一位生活得浓烈的哥大人。他现在已经一头银发,只是性格过于年轻以至于我无法判别他到底是七十岁还是八十岁,抑或更多。年轻时,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他帮助了东欧的颜色革命,帮助了一些国家建立新宪法体系。后来,他又代表尼日利亚国家,与世界石油巨头打官司,维护当地人的利益。
 
现在的他,总是会在上课时激情澎拜,不时一脚踩到桌子上激情演讲,讲述如何在大企业面前保护弱势的平民和环境,然后下课后又从楼梯上一口气爬上七楼,回头嘲笑年轻人还不如他。
 
雷登教授的家里有大量世界各地的留影,不同于一般的游客照,那些留影后面都是他参与其中的风云故事。当时,看着他并不特别宽敞豪华的家里,那满墙闪闪发光的胶片,我心生羡慕,对他说:“我希望我到了你这个年纪,也能和你一样。”
▲ 作者和珍·古道尔。
 
看到了别人闪闪发光的人生,发现了其实非洲南美等地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遥远,我很希望像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也能够看到那么广阔的世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经历,能够因为这些经历变得那么优秀。
 
2011 年底,第一个寒假之前,我刚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一个厄瓜多尔同学告诉我,他们国家有很多中国人,中国在他们国家破坏环境,我们国家快把自己卖给中国了。我当时很好奇,这个国家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努力申请研究经费,想去厄瓜多尔做调研,然而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申请到任何学校的经费。那时我很沮丧,不过,在哥大我已经看到了,其实,只要决定出发,可能并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于是我自费去了厄瓜多尔做调研。
 
当时,一家中国公司正准备在厄瓜多尔开一个大型露天铜矿项目,当地的环保 NGO、野生动物保护 NGO、土著人权益 NGO,对这样一个项目都非常担忧。他们很担心这个项目破坏当地的环境,影响当地的野生动物,最后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些不好的东西,而资源却会被掠夺走。
 
为了避免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试图去跟相应的中国企业进行一些沟通和对话。但是在厄瓜多尔的中国企业没有与这些组织对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很多时候对当地、对国际的理解并不足够。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到一个国家做项目,这个国家的政府支持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我还要去跟这些民间组织沟通呢?而且我们中国人会觉得,我们来这里帮你们开发一个矿业项目,是来帮助你发展经济的;如果这些矿不挖出来,你们怎么能有钱修路、修学校、修医院这些东西呢?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国际上很多地方不是政府说了就算,对于很多人来说经济发展也不是“硬道理”。
 
找不到跟中国人对话的机会,这些当地的 NGO 组织最后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 — 他们组织了一群中青年妇女假装要去办中国签证,跑到了中国大使馆门口,门一开就冲了进去,解下自己的丝巾,把里面的门反锁起来。使馆外面的人开始大呼小叫,进行抗议。
 
这个事情后来就逐渐往一个比较激烈的冲突的方向发展了。后来,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事情报道了出来。
 
厄瓜多尔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不仅去了梦寐以求的亚马逊雨林所在的国家,见到了食人鱼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现象:中国人正在走向广阔的发展中世界 — 东南亚,南美,非洲。
 
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
 
我们在当地的融入程度其实非常低,环境破坏的问题、劳工关系的问题、中国人买象牙等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问题,所有这些东西都阻碍着中国人在那边以及当地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我对这样一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接下来每一个假期我都往南美洲跑,毕业后又开始跑非洲。
 
因为厄瓜多尔的调研经历以及发表的成果,我逐渐在充满空白的“中国走出去”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国内与国际的认可,渐渐地,我申请各种项目和工作都变得很容易,成为了许多国内外著名媒体的特约撰稿人,又成为了许多国际组织(如 WWF,IIED)在中国海外投资问题上的高薪项目顾问,以至于最后不知不觉从一个写故事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报道的人,还成为了 netflix 纪录片《象牙游戏》的主角之一。
每每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很神奇,自己仿佛经历了“开眼看世界”的神奇之旅:在家乡汕头,我觉得上海已经是最先进的地方;在上海,我看见了美国;到了纽约,我看见了南美非洲;在南美和非洲,我看到了“中国走出去”的浪潮和其中的机会。
 
我感激于国际视野带给我的精彩旅程,而后来,我也渐渐发现,在非洲拉美这些地方,有很多来自欧美、日本的 NGO 和青年志愿者,像美国的和平队,日本的青年协力队,他们在当地做很多跟当地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事情。通过这些青年人建构的沟通桥梁,当地人逐渐建立了对欧美、日本的理解与认同;而这些青年人,后来也成为了西方重要的国际化人才。
 
我看到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机构,但其实中国也有大量的青年想要走到非洲这些地方,只是看不到通往这样世界的入口,甚至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存在 — 就像我当年那样。
 
于是,我在 2014 年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尝试,成立了中南屋 — 一个今天被看作中国国际组织参与世界对话的探路者一样的存在。我们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年轻人送到非洲去,让他们参与到一些关于中国人融入当地的事情里面。
 
通过这样的项目,通过双方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中国的青年人深度了解了非洲,而非洲人也看到中国青年人对国际事物的热情和责任感。
 
因为规模还很小,其实,也许这些项目对非洲的影响是微小的,然而,那些变化微小却重大。而创造出这些微小变化的中国青年们,自己的世界观,乃至人生轨迹将因为遇见非洲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就像我所经历的一样 — 这是我们在过去四年里看到的清晰印痕,也是中南屋存在的最大意义。
 
今天,当学生再问我怎么面对人生的迷茫,我总是会这么告诉他们:
 
走出去,拥抱国际视野,看清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也通过他人来看清自己,了解自己的喜恶、长短,这样,你就会看见,连接你想要的世界和你之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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