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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好好讲道理?

 

作者:蓝方,C计划联合主创。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与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常年关注公民社会与教育、劳工、社保等民生议题。公众号:C计划(ID:PlanC-Edu)。
一诺写在前面:今天的作者蓝方,是C计划的主创,曾是财新传媒的资深记者,常年关注公民社会与教育、劳工、社保等民生议题。她曾在中国政法学法律,也在巴黎政治大学学习过国际事务,对世界和人生都有很多洞察。

 
“你是做什么的?”
 
“你是做什么的?” — 每当有陌生人问起我现在的职业,总会预料到对话即将发展的方向。
 
“我和朋友开了一家教育机构。”
 
“教什么呀?”
 
“批判性思维。就是教人怎么理性思考,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你们教谁呢?”
 
“我们有面向孩子的课程,也做教师培训,还有给成人的通识课。”
 
对话进行到此,往往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你们做的这件事太有意义、太重要了,中国社会就缺这个!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 几乎快成为对“中国人”或者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了。
 
有个段子说,一个教授问他的学生:你们对别的国家正在发生的饥荒有什么观点?
 
欧洲的学生问:“饥荒”,那是什么?
 
美国的学生说:“别的国家”,什么意思?
 
中国的学生则问:“观点”,什么叫做“我有什么观点”?
 
怎样才能有自己的观点?
 
你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知道谁是更可靠的信息源,判断甚至查证信息真伪,将高质量的信息作为自己推理论证的基础;
 
你要能敏锐识别、排除论证中的诸多不相关因素,摒弃对权威、公众、传统的盲从,识别并控制自己的情绪,拒绝不相关的道德绑架,始终坚持就事论事;
 
而要让自己的论证充分全面,还要习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倾听反对意见,避免以偏概全、或者仅仅根据自身的有限经验妄下结论,而有意识的寻找更大样本、更全面的证据。
 
遗憾的是,此种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段子。
 
我们会惊诧于有如此之多的人被权健这样的保健品公司洗脑;会看到那些热衷于传播假消息、阴谋论的公号,轻而易举地制造焦虑、煽动对立,却收获流量;大量基于性别、性向、种族、宗教、地域的仇恨言论、偏见歧视,在舆论场上一呼百应;因为要不要给《流浪地球》打一星,都可以变成一场煽动民族情绪的身份混战……
 
在成立 C 计划之前,我在《财经》、财新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记者。一方面,我需要大量采访政府官员、学者智库;另一方面,则要与被政策影响的普通人、NGO 打交道。
 
我有大量的时间和契机,近距离地观察人们是如何参与到公共讨论与公共行动中,如何推动政策的变革,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争取更多的保障。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证过太多公共行动的分崩离析、公共讨论的一地鸡毛。
 
现代民主社会需要高质量的公民参与,而公共参与的能力、知识与意愿,都需要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讲了那么多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大道理,没有扎实的公民教育作支撑,最终一切等于零。
 
然而“公民教育”该从何切入?我们到底该怎样参与公共?如何理性地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建设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被轻易地煽动情绪,或简单地陷入“我对你错”的相互指责、选边站队?
 
通过充分的公共说理,将我们真正讨论的问题,与某个立场、身份标签剥离开。不断寻求可能而深入的对话,通过公共讨论去寻求共识。
 
问题的核心,又回到了批判性思维 — 如何培养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
 
2016 年 7 月,我和我的两位朋友,郭兆凡、叶明欣一起创办了 C 计划。C 计划的 C,便是指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通过培养一个又一个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以成就一个更加理性、多元、良善的社会。
 
 
空间在哪里?
 
关于“我是做什么的”的对话,通常还有第二种反应:你们做的这个事情不好搞,中国的教育根本就不鼓励独立思考。你们培训老师、教学生批判性思维,哪里有市场?
 
这种反应背后,其实是对应试教育的焦虑与批判。
 
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是随着知识的积累、年龄的增长而天然习得,需要长期的刻意训练。而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这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海南省 2014 年的一道中考题:
 
材料 对于二战后期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国际上一直是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从战争本身角度出发,认同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另外一种则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否定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请回答:你认为应该如何客观评价“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9分)
 
这其实是一道不错的命题。“如何评价”,其实就是要求学生对原子弹投放带来的影响做出独立的评估,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
 
学生们很容易看到的,是投放原子弹在促成战争结束的同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而一个更高质量的论证,不仅仅是列出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还需要对利弊做出权衡。要促成战争结束,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手段?大规模的平民伤亡,是否必须且不可避免?
 
例如当时的决策者杜鲁门便辩驳,认为投放原子弹是避免向日本本岛发动全面进攻的唯一手段,而后者将会给美国和日本带来更多生命损失。反对意见则会认为,比起在早高峰时段选择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美方完全有其他选择,例如可以向日本近海的荒岛投放第一枚原子弹作为威胁。
 
不同的意见,究竟哪一个更有说服力?
 
在美国的历史课教学中,如何评价杜鲁门投放原子弹的决定,也是课堂上绕不开的一场大辩论。老师们会指导学生们阅读代表不同观点的经典文章,引导他们到杜鲁门图书馆等重要网站寻找一手历史资料。在整个学习、讨论、考试的过程中,老师们确实要考察学生到底记忆、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训练和考察他们检索寻求信息的能力、基于充分的信息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
 
然而,这样一道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题目,我却在中国试卷最后,看到了这样一个用于评分的“标准答案”:
 
原子弹不是战胜日本的决定性因素,(3分)
 
但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二战的结束。(3分)
 
日本人民是原子弹的受害者,但造成这一悲剧的元凶是日本法西斯集团,美国政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3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点式”的标准答案。每个知识点给出一个结论,却并不强调论证的过程;简单列出利弊,却没有权衡和结论。
 
在这样的评价方式下,作为学生,我要做的事情是刷题库,背知识点,找到教科书或者其他权威教参对这些争议性问题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试图寻找史料,尽可能阅读多方观点,搭建自己的推理论证框架来得出独立结论。
 
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应试的教育模式。看起来在思考,其实是在硬背,在迎合,在揣测。
 
当我们考试和课堂,依然以知识点的传授、识记为导向时,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鼓励学生自主收集信息,鼓励他们寻找课本、标准答案以外的观点 — 并不会有效提高应试分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会为我们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买单?
 
可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寻找突破口
 
于是,2016 年 7 月,我们通过当时只有个位数粉丝的公众号,推出了第一期课程的招募启事。
 
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先给成人“补课”。
 
我们相信,一堂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课,不仅仅关乎公共理性的建设,也关乎我们每个人日常幸福。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自己的每一个信念和行动都经得起论证,以更加审慎、明智地作出个人决策,绝不会人云亦云、冲动行事;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周围的人更加理性、平和地沟通,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情绪、妄加指责。
 
但我们依然忐忑不安 — 到底谁会看到我们的招募启事,谁会报名来上我们的课?
 
一诺看到了。
 
一诺在她的朋友圈看到了我们的招募启事。她联系我,说,这是好事,我们应该要帮你们一把。
 
于是,奴隶社会转发了兆凡阐述 C 计划创立初心的文章,邀请我到磁场社区,为伙伴们做一场关于结构化归因的分享 — 如何看到复杂事物背后的真实原因,而避免简单地妄下定论。
 
我们也有了机会向更多人阐释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公共参与和公民教育如此重要?我在奴隶社会发表过《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问题吗?》;兆凡写过文章《青年人,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些“十万加”带来的不仅仅是C计划的知名度,更为我们带来了珍贵的伙伴们。
 
通过奴隶社会和磁场,我们遇见了第一批最为可贵的种子用户。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只是我们资深学员。他们成为我们的顾问,耐心地为每一期课程的迭代、机构的战略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成为我们的助教、助研,投入大量业余时间,和我们一起改作业、研发课程;他们成为我们各类线上线下活动的志愿者,从枯燥琐碎的整理沙龙录音、到参与公号写作小组一起翻译文献、抨击谬论……
 
正是在这群伙伴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面向成人的通识课程不断迭代。到现在,每两个月一次的线上课程,每次有 2000 余人参加。我们从区分事实和观点讲起,带领大家识别生活中常见的逻辑谬误,更加结构化地组织自己的思路,从寻求事实、作出价值判断,到探究原因、作出决策,不断提升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
 
而这还不够。老学员们热切而焦急地催促我们 — 许多成人的思维早已定型,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从娃娃抓起。除了给成人补课,更要给孩子们直接上课。
 
 
于是,我们又面向 10-12 岁的儿童,开发线下工作坊。我们和孩子们讨论,北京拥堵就是因为人太多 — 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观点?人口密度比北京还要大的东京为何不拥堵,有什么可能是比“人多”更重要的因素?直接把大城市的“dd人口”赶走,是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询问孩子,如果学校要开一个重点班,把最优秀的老师放在这个班级,应该用什么标准来选学生?以分取胜是不是最公平的选择?为何不应该是成绩最差的孩子进入这个班呢 — 他们难道不是最需要优秀老师的帮助?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天资和性格,到底会是学渣学酥还是学霸 — 在这样一道“无知之幕”背后,你会怎么来分配资源呢?
 
两天的工作坊,收到孩子和家长无数好评。
 
但我们每次只能招收十来个学生,往往也只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才会有意识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这样的课程。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能给出的解决方案,便是 — 教师培训。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一些教育基金会合作,陆续为西部地区的教师、校长开展过不少线上课程或工作坊。
 
2018 年 5 月,一诺和我们联系,希望我们能把之前的课程整合,开发一套针对乡村教师思维能力的线上课程。而一土教育,则会为我们提供研发支持,并提供 1000 个免费名额给乡村教师。经过五个月的打磨研发,我们和奴隶社会、一土教育一起发布了这则乡村教师课程的招募启事。来自全国各地的 2326 名一线老师,进入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21 天的时间里,老师们每天都要听 20 分钟课,花半小时做作业,再由我们的团队改作业、讲评、答疑讨论。
 
21 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老师们跟我们说:
 
“慢慢地改变一些固化的思维,遇到问题不是立马带着自己的观点否定它,会想一下跟以前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多问几个为什么,探究一下,不直接否定一个人、判断对错。用平等的态度去尊重学生,发生了问题不会直接根据以前的表现去推测、主观地判断责任,更对地参考多方面的(因素)。”
 
一切正在改变
 
这些通过奴隶社会、一土教育和各大教育公益组织的信息网络了解到 C 计划,利用课余时间来主动上课的老师们,大多是中国教育体制内的少数派。他们深知传统教育体制的一些弊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寻求突破与改变,他们是可贵的理想主义者。
 
寻找这些理想主义者,支持由下至上的改革力量 — 我们本来以为,这便是我们推广批判性思维最可能的路径。
 
但其实,很多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2017 年,教育部推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下称“新课标”)。中国的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新课标中原文是这样表述的——“敢于批判质疑,探索解决问题”“能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学会获取、判断和处理信息,具备信息化时代的学习与发展能力”。
 
具体而言,新课标对学生提出了哪些考核要求?
 
能否区分事实和观点;
 
能否自主收集信息(利用不同媒介获取信息、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搜集证据);
 
能否充分理解信息(提取概括主要内容、发现观点和材料的联系);
 
能否批判性地审视获取的信息(发现问题、提出质疑);
 
能否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能否有逻辑地进行推理(识别应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演绎推理)、有理有据的表达观点;
 
能否发现问题背后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
 
这些反复出现在各个学科新课标中的表述,让我们惊讶又惊喜。
 
举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历史课。新课标指导下的考试题目,要考察的是什么?
这是课标中的一道样题。它考察的是学生能否区分事实和观点,能否理解多元观点背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能否有理有据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教育系统,其实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只是,这些理念要真正落地,还有漫长距离。而其间的距离,却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这个寒假,华东师范大学刚刚邀请 C 计划开发一套批判性思维的线上课程。而课程的培训对象,则是多个省份、从小学到高中公立学校的教师。这份邀请,也意味着我们有了一条新的路径 — 由上至下地、系统性地在公立学校内部推广批判性思维。
 
我们制作了 18 个小时的视频课程,从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讲起,帮助老师们掌握一套实用、有效的方法论 — 如何通过网络检索获取信息,如何判断信息源质量,怎样使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理解信息,如何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结构化思维,来权衡利弊、剖析原因、做出决策。
 
在我们对未来的设想中,我们的教师课程还将不断迭代,并为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老师制作更加思辨的课程设计方案;
 
我们的儿童课程还将继续拓展,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发不同难度的线上、线下课程,并和更多的公益组织合作、让更多的农村学生能直接从中受益;
 
我们希望制作更加通识、科普的成人课程,让更多人体会到思维、逻辑的乐趣,愿意以更加理性、开放的姿态参与公共讨论。
 
我们庆幸,在创业的最初阶段遇到一诺、遇到奴隶社会和一土教育,遇到这个社群里众多可爱的人;我们也相信,未来我们还会在奴隶社会的平台上遇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为一个更加理性、多元、包容的社会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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