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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些“一块屏幕”改变不了的命运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
最近,“一块屏幕”火了。
媒体报道,200多所中学、7.2万人看名校直播课程,16年中,有88人考上北大、清华。报道说:“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些人非常激动,把大城市重点高中的名师讲课看作优质教育资源,直播技术缩小了城乡差距。
 
很快就有人问:那剩下的7.1912万人呢?
 
报道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这些年高校录取有向农村倾斜的政策;200多个“远端”学校并非都是山区弱势的学校,有的还是省重点校;直播并不向所有人开放,“直播班”是学校挑选出来的尖子生。
 
更重要的是,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有这88人被录取,就有另外88人被落选,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更更重要的事:1866个农民工子女,初二时有56%想上大学,只要有可能,他们的父母都会愿意让他们返乡参加中高考,哪怕成为留守儿童,但是,四年后,只有17人考上了一类本科,升入各类大学的总人数只有88个。
 
还有,最重要的,尽管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在2015年已经达到40%,但在中国农村,读完高中的人数,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是47%,按REAP的抽样数据则只有37%。
 
没读高中的农村孩子(包括农民工子女),他们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月薪2500-3500元之间,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还有相当部分无业。有一些,在原本要升入大学的年龄,已经结婚生子养育下一代,开始了农民工子女“再生产”。
 
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少数人。恰恰相反,他们在社会中有极高的密度。近1亿的孩子,是农民工子女,他们一部分留在农村,是留守儿童,一部分随迁进城,是流动儿童。在15-17岁高中阶段的孩子,至少有235万跨省流动,可能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这也是2017年秋天,我遇到的现实,我当时在北京昌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负责管理初三班级11个孩子。
 
他们不能靠“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他们还有什么出路?
 
 
“候鸟”一样的孩子
 
我自己也是农民工的孩子。
 
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大潮来临时,我的父母从农村到城市,干过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收废品、修公路,在工厂流水线做男工女工。
 
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城,看到了我父母在城市边缘的生活,以及,和他们在城市里的奋斗伴随而来的,一个新城市的生长。
 
我爸爸的建筑才能,全都施展在了那座“世界工厂”。他搭过简易房,为了在小屋子里多放一张大人床拆墙砌墙。
 
我第一次去城里,就在他搭的简易板房里。房子在大榕树下,没水没电没厕所。但在我年少时的记忆里,那房子似乎是有两室一厅那么大的,我的爸爸妈妈在那里招待很多的亲戚、老乡和朋友。但到2015年,我重新回到那里,我才知道,小孩子的记忆真是不可靠的,那是一个总共不到10平米的地方。
 
我爸妈那时在那里收废品,屋外堆积着许许多多的废纸皮、塑料瓶和废鞋底。我陪爸爸去捡易拉罐和塑料瓶,或者陪妈妈拧瓶盖、撕鞋胶。
 
如果从十多年后,从我后来做了记者的视角回望过去,那是“民生多艰”的典型。但当时身处其中,我没有觉得多苦,甚至面对查暂住证的时候。我记得的,全是不可思议的好事。我在那里吃过最好吃的酸辣粉、卤猪耳朵,在那里学会了骑单车。我在废纸里找出旧杂志,里边的故事我现在还印象深刻:一个哥哥收废品供弟弟读书。
 
中学时的暑假,我经常在东莞和老家之间往返,放假去城里,开学回老家,像候鸟。
 
2010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东莞做了几个月记者,正好,暑假来了,我参与策划了一个公益活动,带那些暑假到城里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和大型工厂。活动的名字,就叫“候鸟班”。后来又有一些街道居委会和其他的媒体举办了类似活动。
 
活动期间,有个支持机构专门写了一首《夏候鸟之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鸟儿,在炙热的七月,
向南飞过一座一座山脉,
鸟儿,在炙热的七月,
向南飞过一个一个城市,
不畏路途艰辛勇敢地飞着,
只为寻找叫亲情的角落。
 
我后来又到北京做记者,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各地出差,调查突发事件真相、基层选举乱象、农民失地悲剧、官场腐败黑幕,有时也记录立法进程、讨论政策得失。
 
我在北京做记者,好像可以参与顶层设计的事。但我还是农民工的孩子,回到家里,就和父母挤住在常年不见光的小黑屋。我的世界是折叠的,好久都没有适应在两个世界中的身份转换。
 
2015年,我的弟弟准备上小学,他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平时在街道上奔跑安不安全,我的父母是不是要回老家,回老家又可以做什么,这些问题都让我焦虑。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在东莞打拼多年的中学同学,遭遇抢劫且不幸亡故。
 
连续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想,尽管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工厂区,可是,我真的离开得了吗?每一个与农民工有关的公共议题,都关涉到我的私人生活。
 
我决心去做一件事,从儿童教育着手,解决掉一些问题。2015年,我从媒体辞职,回到了工厂区。我那时还不知道,我会走进来了就很难再抽身出去。
 
我尝试过在工厂区办社区儿童空间,尝试过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书。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当班主任时,我问班上的11孩子,想不想读大学,5个回答我说:“想读”。
 
说想读大学的孩子,有一个是特殊儿童,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智力障碍;两个初中毕业后去了职业学校;还有一个男孩,因为不想回老家,同时觉得读书无用,初三下学期就去了妈妈打工的餐馆“打荷”;只有一个男孩,真的回老家准备中考去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那些不想读大学的孩子,一是觉得读大学没用,二是害怕读大学就要回老家读高中。有几个孩子体会过回老家做留守儿童的生活,他们上小学或初中时回过老家,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重回了北京。他们不想走这一条路。
 
学生们还向我描述了自己未来可能的工作:保安、物业、快递、外卖、发传单、洗车、餐厅服务……他们计划从事这些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朋友也是从事这些工作。
 
我觉得需要有系统的方法,帮助农民工的孩子获得更好的职业成就。
 
于是,2018年春天,我和一群人在北京昌平创办了“实务学堂”。
 
实务学堂
 
“实务学堂”是农民工子弟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全日制,学制三年,使命和愿景是“探索打工子弟职业发展新路径,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直白一点来说,让农民工子弟可以有更好的职业能力,获得更好的工作。
 
我们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身心健康;沟通与协作;专业技能(如编程、手工艺、新媒体等)。
 
参与这件事情的有8位董事、3个全职。董事包括曾经在长江商学院负责EMBA项目的钱琳霖,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兼校长王晓峰,流动儿童教育公益领域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还有多个互联网、图书出版、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人士。
 
我们的师资,有非常多稳定、专业的志愿者。例如,教编程的陈一帅,是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如果通过高考,河北学生大概要考640分,山西学生大概要考660分,才能成为陈一帅所在高校和专业的学生。陈一帅说,只要不离开北京,他就会一直在实务学堂教编程。
 
这一年,我们有四五十个志愿者,像陈一帅这样稳定的志愿者还有十多个:创校第一天就加入的心理老师邓泊,每周从天津往返的玻璃艺术老师王永乐,等等。
 
还有很多支持的机构,比如C计划、手拉手、希希学园、光涧实验室,分别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思维、心理、性教育、职业素养等课程,一土给我们提供了APP“晨犀”的使用。
 
 
我们有时候坐在那里许愿:“希望有一个英语老师,最好住得离学堂不太远,可以经常早上来上课。”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英语老师,除了会教英语,还会弹吉他会唱歌,他家和我们学堂只隔了一条马路。
 
这位英语老师出国后,我们又开始许愿,这一次,来了两个英语老师,她们同样就住在我们马路对面,孩子在我们附近幼儿园。
 
 
我们一位董事说:“做正确的事,或有天助。”
 
所有人都知道,全日制学堂难做。第一个困难是招生,我们开办实务学堂的信息在微信公号上阅读量已经8000多,但我们想要找的家长不是读者。
 
为了招生,我曾经同事到“黑网吧”找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孩子。张鑫和旁边的几个男孩玩“吃鸡”,我和王墨坐在旁边和孩子们聊天,二手烟让我们眼疼头疼,出来时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去附近城中村发传单、贴海报。我们一个董事原来是长江商学院负责多个EMBA、MBA的,众所周知,那是中国最贵的学校。但她现在“沦落”到为一个一学期收费6000元的学堂去街头巷尾刷小广告,走过路过的大姐不是问她学堂怎么样,而是问她:“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刷了几天小广告,我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结果对方说的是:“您好,我们是XX镇城管,我们在某某街道上看到你们的海报,请您尽快处理掉这个事情……您可能会面临XXX钱的罚款,否则您的电话就会被停机。”
 
我们还遇到家长不识字。
 
向我咨询过的人里,有些是孩子已经非常厌学,家长不能说服孩子继续读书,有些则是孩子很想来,但是家长觉得学堂太新了,担心我们是搞传销的。
 
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家长,依然期待孩子回老家读初中、高中。只要孩子能被说服,他们会选择让孩子返乡留守,虽然这样要忍受亲子分离之痛。
 
我们有个教育同行想办学校,到实务学堂问我过去一年的心得感受。来之前,她和我说:听说你的主要办法就是“抠”。
 
这还真的不是玩笑,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办实务学堂的第二个困难是缺钱。这不只是说我们筹不到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人群的支付能力有限,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控制支出。
 
给地面铺红砖,我们自己干的;修门修锁,还是自己干的。我曾经的同事王墨说,我们可能只用了别人一半的预算,就把学堂建起来了。
 
 
第一学期,我们要组织学生动手做一个项目:拆一辆报废车。我和王墨一起从昌平到怀柔去买报废车,车价1000元,拖车费需要700元,我们没舍得,买了20块钱尼龙绳,一头拴住她的车尾,一头绑在报废车的车头。她在前车拉,我在后车打方向盘、踩刹车。
 
起初的几公里,尼龙绳连着断了三四次。寒风瑟瑟中,王墨说,没事,其实我不怕追尾的。后来将近2小时车程,除了一次上坡,绳子再没有断过,当然追尾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有意外的好处,后来大半年的合作,我们团队极少出现“追尾事故”。这大概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团建”了。
 
 
像收获了“很多好吃的水果”
 
我们创始届有一个学生,一年前向我描述未来可能的工作,说他可以去做保安、洗车,或者做电话销售,等满18岁,还可以去做外卖“骑手”。
 
但现在,他想做和电脑相关的,编程或设计。他已经在美国可汗学院上得到几个编程学习证书,负责了很多期“学堂周报”编写,还曾经给大型活动做志愿者。
 
这学期临近期末,我翻看他一学期的日记,给他写了一句评语:
 
“重新翻看这一学期的日记,是不是像收获了很多好吃的水果?”
 
还有一个创始届的男孩,非常非常不自信的那种,曾经辍学了一年多。来学堂的第一学期,他和人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到了第二学期,他给玻璃艺术课老师王永乐当助教。
 
有次,他在“学堂周报”里写到,永乐老师新教了一项技能——拉丝。
 
周一下午,又是期待已久的灯工课。……
拉丝有点难,必须粗细均匀,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拉的太快容易太细,或者容易断,拉的慢容易粗,而且(也)容易断。一个同学,他做到一半就不做了,他说太难了,其实他好像根本没有好好听,所以不会,所以才感觉难。
我作为助教,新一代的“拉丝大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灯工玻璃艺术课总共有三名学生助教,课余时间,他们指导其他同学练习。最初,我们担心他们不会认真教,所以强调,他们得到过老师的指导,教其他同学是义务。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根本就不必有。助教们很乐意做这些事,他们得到了更多练习机会,也发现了自己更大的价值。我们从这些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同伴协作学习”的模式。同伴协作,互教互学,共同进步。
 
▲ 老师用“晨犀”App做的课堂记录。
 
这学期即将结束时,学生们组成了戏剧社。戏剧老师周蕾有一个梦想,学生们以后可以去巡演,给别人服务。
 
我们学堂有特殊的孩子,有一次,同学们讨论了这些特殊孩子的去留。他们说,希望这些同学继续留在学堂,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欺负。
 
孩子们自身的力量越强大,带给世界的光亮就会越充足,这些光,又会照耀他们自己的路。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个好的学堂,就是好社会的灯塔和曙光。
 
▲ 孩子和家长的反馈。
 
我们曾一遍又一遍地和孩子们说,愿“诚实、勇敢、爱”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不论追求成功,还是对抗逆境,都可以坚持做一个“珍贵的普通人”。这一年,我们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可能和希望。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把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翻出来读了一遍。他是经济学家,整本书都在重复一个道理,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路径有且可能只有一个: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也就是,让农民进城。
 
读到一个地方,我差点哭出来。陆铭说:
 
农民工来城市的时候,比留在农村的老乡和城市的其他居民更健康,不然他/她也干不了城市里的体力活,但一段时间以后,一调查,缺少社会保障,40%带病上岗,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了。
 
这正是我父母的真实经历。在城市打工20多年,进城时,他们比我现在还年轻,被称为“靓仔”、“靓妹”,青春似火,这几年,头发渐白,身体渐弱,频繁去医院,做手术请病假工厂不给发工资,他们还要忍受着,担心被“炒鱿鱼”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2015年从媒体辞职开始公益创业后,我有无数次想过放弃,我也曾无数次问过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坚持?
 
作为一个农民工的孩子,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我知道这些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有多努力又多无望,他们有时候很讨厌甚至让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也是社会的现实和未来。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珍贵的普通人,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请扫下面二维码。)
 
 
开学典礼上董事们给团队和孩子们念了一首诗:
 
  《堂吉诃德》 
寨万提斯(西班牙) 
 
追梦,不会成真的梦, 
忍受,不能承受的痛, 
挑战,不可战胜的对手, 
跋涉,无人敢行的路。
敢于此生求索那颗心, 
管它征途遥远, 
道路多险峻。 
为正义而战, 
何须踌躇不定, 
哪怕烧灼在地狱火中 
也自阔步前行! 
我若能为这光辉使命 
穷尽一生追寻, 
多年后待到长眠十分, 
我心亦能安宁。 
而人间, 
定不同往昔, 
纵然我, 
终将疲倦无力, 
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 
去摘, 
遥不可及的星!
 
一诺写在后面:
 
不知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这篇文章看得泪流满面。民生多艰,给人巨大的无力感,感觉做正确的事,真的像那个拿着长枪刺向风车的堂吉柯德。一直在默默关注和支持科蚪,这篇文章,周末两天和艳琴,王墨改出来的。王墨是清华师妹,俩人都是不善言说的姑娘。但都有了不起的内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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