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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久别重逢

作者:铁木,中科大本科,斯坦福博士,现在在一家国际能源公司管理与美国高校及国家实验室的合作与创新,以及担任公司北美区域早期风投总监。本文来自:铁木客厅( ID:timurlounge )。

这是2017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人真事:竟然真的有一位朋友的朋友,人在中国,她突然决定抛弃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出家为尼了。为什么?

下面的这些问题,看起来与上面没有关系,但读完这篇长文,你会发现都是连在一起的:

- 古人:为什么卢梭,托尔斯泰,易卜生……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无情?

- 小说人物:为什么娜拉,玛丽恩,涓生,思特里克兰德要抛弃家庭?

- 电影人物:为什么”廊桥遗梦”和“在云端”的女主在出轨或精神出轨后又回归家庭?

还有这些问题,也是相连的:

- 你知道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但你可知道他的冷酷无情?

- 东方的鲁迅和西方的毛姆,是两个出生于同时代的人,也思考着类似的问题;但你可知道,易卜生却是他们共同的先驱和思想的源泉?

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求索,都要回归到一个根本的课题,那就是人对自己内心的寻找。事实上,很多人并不会去刻意的寻找;但对于少数有意识的主动去寻找的人,结果会有很多可能性,一种是“人与自己的久别重逢”,一种是“注定一辈子的流浪而一颗心始终无处安放”。

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我的跨年读书笔记。我读或者重读了七本书:《知识分子》、《朝花夕拾》、《彷徨》、《呐喊》、《月亮与六便士》、《独居的一年》和《少有人走的路》。

圣诞新年假期短暂的10天里,我从休斯敦飞台北香港,经深圳广州短停再飞合肥;又从合肥折返上海,经台北飞休斯敦,飞机里火车上,父母亲家的客厅里,酒店的屋顶花园,街坊里的咖啡屋,读书间消遣了时光也跨了年。读完之后,在台北到休斯顿的飞机上,我终于决定要把它写下来 — 我要从历史的角度,描述那个虽然早已经有了很多参考答案,但注定要无数次从零开始被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重新询问的问题……文中多次大段引用原著,百度百科,以及知乎的文字,未一一标明出处。

无处不在的中年危机

进入40岁以后,突然发现周围有不算太少的朋友同事进入了所谓的“中年危机”。事业小有成,家庭小幸福,可是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却对自己疑惑了,然后进入无边无际,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的焦虑。

对中年危机最形象的总结(不知道出处了),就是“辛辛苦苦爬到山顶,忽然觉得自己爬了错误的山”。这里作为选择受体的“山”,可以泛指职业、事业、爱人或者价值观。既然是“选择”,其实本无绝对的对错,但是如果认定自己是选择“错了”,那就突然旧的体系崩塌,而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在这样的真空中,一个人苦苦追寻,试图建立新的体系,往往就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在“重新寻找自己”。

这样的追寻,对于中年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是因为年龄,重新选择的障碍和重新来过的机会成本已经太高;二是因为,与年轻人不同,中年人常常已经有同样处于压力之下的配偶,有年迈的父母,有年幼的孩子,当TA突然疑惑的时候,影响的不仅是自己,而同时是身边很多依赖TA的人。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妻子中年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有忧郁症,他对我的原话就是:“你可知道,生活在一个有忧郁症的家庭里是多么的艰难……”

有些年轻人也会说需要寻找自己,但实际上我所目睹的大部分年轻人,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说出来那句话时伴随着忧郁和沧桑而来的优越感。真正在寻找自己途中的人,是非常痛苦的;因此痛苦煎熬之程度,就是判断是否真的在寻找自己途中最好的证据。像乔布斯那样,很年轻的时候就为了寻找自己,在印度乡村流浪寻找七个月的人,其实会有多少呢?

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大的不同,可以从两年前我在日本东京一家烧肉店遇到的一件事说起。那是一家很小的店铺,冬天里我独自去那里吃饭,点了几小盘不同种类的烧肉。和服务员闲聊几句之后,互相都知道对方是中国人。等到上菜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做菜的厨师也是一个中国人,这里的顾客其实中国人很少,因此厨师给我的菜加了份量,又送了我一小壶烧酒。

我非常感动,说可以和厨师打个招呼吗?几分钟之后那个厨师就出现在窗口后面了,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原来是个年轻的女孩,一件橙色的T恤,不算常人眼里那种美女,但有一种非常热烈的个人魅力。就和她闲聊几句,不知怎么说到人生的追求,我说像你这样在异国他乡,可以体验他国文化,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人生应该从容,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她回答说:“对你来说是的,因为你显然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结果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赚钱啊!”

这句话给我一直印象很深。对比我所认识的危机里的中年人,我体会到,人从年轻时的拼搏到中年时的危机,其实就是从焦虑生活到焦虑自己的转变。

焦虑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可以通过努力赚钱而得到消解;而焦虑自己,就有点虚空了,看不见摸不着,消解的方式因人而异,有人畸形消费,有人健身,有人读佛经,有人读哲学,有人重返校园,有人跳槽,有人离婚,有人向人倾诉,有人沉默不语。而就算在焦虑中选择沉默不语的人,其实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还是能“听见”他们的;用约翰欧文的话来说就是,“你越是不想发出声音,越能发出一种‘不想发出声音时发出的声音’”。

带着这样的背景,在跨年之际,我颇读了几本书。下面我要描述这些书的故事,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让我思索并带来这样的结论:人,尤其是人到中年,支撑我们向前的关键,就是维持爱,自由,与自律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

聊聊女性的觉醒

我读的几本书里,第一本就是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人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精神支柱,并不是今天的中年人才有的事,而是自古皆有。

远古的时候,这样的寻找是凭直觉和朴素的自然观念。宗教的出现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变:人生意义的寻找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宗教从上往下的集体“教导”,带有完整的机构和强大的仪式感。到近代,无宗教思想家的巨大影响力,开始提供了宗教以外的一种可能;他们有如先知,或者自封先知,建立起他们的思想体系,开始指导普通人如何生活。保罗约翰逊的书,系统描述了这些无宗教思想家的理论和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个人实践。

一切始于卢梭:他认为人的贪念,不仅让人与他的同类之间撕裂了,而且使人与自己也撕裂了。这句话看起来比较虚无缥缈,但其实很容易理解:人类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时候行为的驱使源自于外在驱动力,而不是内在驱动力。比如在选择两种不同的职位时,如果一种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一种是家人和朋友觉得比较有地位和光荣的,可能有不少人会选择第二种;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与自己的撕裂就已经发生了。于是思想家们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人应该如何去找回自己,让人和自己重新合为一体,让人和自己有机会“久别重逢”。

《知识分子》里, 描述了十几位这样的思想家,从卢梭开始,到易卜生、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萨特等等。易卜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普遍认为,他是对女性觉醒,促进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位,而这一切源于他的“玩偶之家”和女主娜拉。

娜拉原本很满足地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但是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离开了她的家庭。但她离开之后怎样?

易卜生并没有交代。但鲁迅分析了;这就要讲到我读的第二本书,鲁迅的《朝花夕拾》,以及其中一篇著名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里面鲁迅用非常长的篇幅剖析了娜拉的故事。从文章也可以侧面看出,易卜生是那个年代中国最先”觉醒”文人的精神偶像。

鲁迅是这样分析的:

娜拉走后怎样? — 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 — 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 — 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为什么鲁迅觉得如果醒了无路可走,还不如接着做梦?原因是,鲁迅认为,在那个年代,空谈“女性的自由和梦想”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有经济独立作为基础: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 — 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在那个年代谈女性的经济独立是有前瞻性的。为什么以前女性离婚者极少,现在就不仅多而且可以相对的坦然实施?经济独立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鲁迅为了更详细的说这件事,甚至专门写了篇小说,那就是小说集《彷徨》里的《伤逝》。

《伤逝》的男女主分别是涓生和子君。那个年代,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作家的常见题材,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是年轻人个性解放的重要标志。子君听涓生讲新文化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子君反叛父母家庭,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结婚后,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琐碎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事实上,在获得爱情之后,子君以为达到了人生的目标,不再读书,不再思想,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从而变得平庸起来了 — 这使涓生不满、愤怒,进而绝望于爱情。

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涓生是信仰易卜生理论的;易卜生主张个性解放,主张“救出自己”,即所谓“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他失业后认识到“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此时涓生觉得子君“捶着自己的衣角”,致使他难以摆脱眼前的困境,“远走高飞”去寻求新生路,于是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最后决然地对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

悲剧人物的子君,表面上接受了新思想,但接受的只是个性解放思想,且只是在婚姻自主这一层意义上的个性解放思想;同时,她把封建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礼俗视为理所当然,在家庭中并无经济地位,靠丈夫养活,即仍然是男子的附属品。因此,她从反抗家庭到走进新式小家庭,从本质上来说,是冲出一个牢笼又陷进了的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本身,并不是女性解放的道路。


子君没有经济和精神的独立,因此似乎梦醒了但其实又没用完全醒;而且更糟糕的是,她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了。用《娜拉走后怎样》里的观点,“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 如果这样,是不是还不如先不要从梦中觉醒呢;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小绝望呢?这个问题,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又试图回答了:

那男性呢?人类呢?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最后,鲁迅还是觉得应该尽力去唤醒梦中的人(因此给“新青年”杂志不停供稿),因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从鲁讯的时代到今天,已经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人,在个性和经济上都已经到了鲁迅时代无可比拟的自由和独立程度了。如果一个人被关在铁皮屋子里,应该说主因不是别人要把他关在里面,而是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的;甚至因为了人的富裕,就算在旁观者看来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里的人,也有可能突然就自己觉得自己被一个铁皮屋子关起来了 — 就像乌玛瑟曼百老汇新剧“巴黎女人”里说的,“迷惘和丢失自己是富人的特权呢。”

觉得自己在铁皮屋子里,必须逃出去,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了。毛姆是鲁迅同时期的思想家,在地球的另一端思考着完全同样的问题:人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人如何找回真正的自己。

故事的主角思特里克兰德是个在伦敦做事的证券经纪人,他有一个富裕和美满的家庭:妻子漂亮,爱慕虚荣,两个孩子健康快乐。按理说,他应该满足于这种人世的快乐才对,尽管这种生活未免庸俗和平静。但是,就在他们婚后的第17个年头,他突然完全抛弃妻子和孩子,离家去了巴黎,抛弃了在外人看来很好的事业和家庭。就在人们以为他的出走是因为有外遇的时候,人们发现的事实却是:他原来只是为了画画。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是小说太离奇,但其实生活中又何尝没有呢?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中国的中年女人,就突然抛弃丈夫和孩子,出家为尼了 — 这件事就发生在2017年。她应该也是“寻找”过,并且最终“找到了”自己吧!我们对她,是应该为她找到自己高兴,为她的勇气感到钦佩,还是为她的孩子感到难过?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最开始提到的那本书 — 《知识分子》。

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都会把“寻找自己”看成是一种带有美好和浪漫气质的索求,并不会吝啬我们的赞扬和支持。但《知识分子》 一 书里,在分析了十几位思想家的人生旅程之后,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过于执着的寻找自己,其实是一种没有灵魂,极度自私的行为。

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有点反常识呢?我们身边大部分寻找自己的人,都是真诚,热烈和对生活认真的人啊。但保罗约翰逊是有道理的:通过对那十几位思想家的研究,他发现这些思想上的伟人,对自我是如此的真实,对寻找自己是如此的执着,以至于他们对朋友,家人,甚至自己的孩子都常常非常冷酷无情:卢梭,托尔斯泰,易卜生……无一不是如此。卢梭不管甚至不承认自己的孩子,他认为孩子应该由国家统一抚养;托尔斯泰觉得孩子是他寻找到自我的障碍;等等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自我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可以因此理直气壮的牺牲一切他们认为是追求自我和寻找自己路上的障碍:这包括朋友,配偶,亲人,私生子,和亲生的婚内子女。

如果你觉得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有任何自私的因素的话,那么《知识分子》里那十几位思想家某种意义上都或多或少是真实生活里存在过的思特里克兰德。他们的思想体系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他们自带光环,有极端的个人魅力,曾经在世界范围对人类,尤其是年轻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在生活中,对于家人和朋友,他们常常有如自私而可怕的魔鬼。

爱是最后的拯救吗?

找不到自己的人犹如生活在梦中,而过于找寻自己的人又有如魔鬼,那人的存在岂不是很绝望?也许是的。

这里我也再描述一下另外一部我假期看的书,那就是美国小说家约翰欧文《独居的一年》。它写了特德一家的故事。

本来特德一家四口的生活过得宁静而平凡。然而一场车祸带走了两个孩子的生命,从此母亲玛丽恩沉湎于丧子之痛,无法重拾对生活的热情。为了摆脱这种忧伤,夫妻俩又生了一个女儿露丝。

但事实上玛丽恩根本无法面对丧子之痛,她觉得自己对丈夫对女儿都是爱无能。父亲特德对性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饥渴,他不停的勾引身边那些因为婚姻不幸而不快乐的年轻母亲们,觉得是以自己的方式挽救她们。

他深感痛苦的是他守着自己不快乐的妻子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非常挫败。他以招助理的方式找了个跟自己儿子长的很相像的16岁男孩儿埃迪。他的计划就是让埃迪博取玛丽恩的欢心,让她从悲伤里缓解走出来。夫妻间会有这种行为方式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就好像是自己在外面找女人给妻子的补偿或者安慰。

特德的计划成功了,年龄相差23岁的玛丽恩和埃迪沉浸于忘年恋的激情中。玛丽恩把所有能给儿子的激情都纵容着奉献给了埃迪,度过了一个充满了变态(至少在常人目光中)激情的暑假。

暑假结束时,玛丽恩选择从家庭里消失了;她选择在女儿四岁时离开她,与家庭及年少的情夫都不辞而别,独自生活。正如王家卫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和生活中无法失去的人说再见,所以我没有说再见就离开了。”

和《百年孤独》比起来,这部书虽然离奇但也不算太不可思议;何况它最终的信息其实是有点暖人的,那就是“当我们找到爱,我们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所以也许前面描述过的种种绝望,到最后的终极救赎就是“爱”,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即来自于信仰的 — 比如上帝之爱)。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就好了。现实总是会复杂很多,否则也不会不断的有人去询问,去试图用哲学和宗教来解释,去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来试图治愈,或者用虚构的文学来帮助大家天马行空的想象。这里我就要提到最后一本书了,那就是最近非常有名的《少有人走的路》。这是一本被我一个朋友称为“苦行僧”式的著作,她甚至劝我不要去读它。的确有一点。它其实让我有点想起黄小明主演的“大唐玄奘”,其中有一幕他在极艰难的旅途中,似乎和一个女孩互有好感,却选择继续西行,然而很明显的一步一回头:我的解释是,在寻求自我实现和爱之间,他选择了自我实现,而放弃了爱。

爱本身,也并不是完全的拯救

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结束的方式,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它有关三个重要因素之间脆弱的平衡,那就是:爱,自律,和自由。

- 非常执着追求自己内心的人,可以为内心的自由而去牺牲爱(比如斯特里克德蓝,比如那位出家为尼的朋友)。虽然约翰欧文认为,找到爱就是找到了自己,可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矛盾的;因为自由的核心是“自己”,而爱是超越自己的,因此有可能因为爱而或多或少牺牲了“自己”。

- 保罗约翰逊认为,过于执着追求自己内心的人是极度自私的;因为选择牺牲爱也就是选择牺牲他人。他们有时会为了反叛体制而反叛(包括婚姻这种体制内的契约),因为”体制”就是不自由。他称此为“没有理由的反叛”。就像托尔斯泰,寻求自我的道路,就是与家庭的彻底剥离 — 在七十岁以后决定放弃爵位,财产,和家庭,独自出走西伯利亚。

- 追求没有自律的自由,牺牲的就是爱。因为爱需要妥协,妥协即自律。越是热烈的爱,越是需要更多对自己的自律和对爱人的妥协。热烈的爱甚至需要牺牲一定程度的自我,以及做好为爱所伤而伤痕累累的准备。

- 太热烈的爱没有自由,太自由的爱没法热烈。太热烈的爱,携载着焦虑嫉妒和占有欲,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我,常常没法长久。不够热烈的爱,也许可以长久,却常常让身处其中多年的夫妻因平淡寡味而忽然心生疑惑 ,比如“廊桥遗梦”和“在云端”的女主(中年危机最常见的诱因之一)。

在自由(以及自我发现),自律,与爱之间脆弱的平衡里,如何达到平衡?

我想也许没有清晰的答案,而只有“糊涂”的答案,那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人生哪能那么清晰?从真糊涂,到从铁皮屋里的觉醒,再到觉醒以后选择“糊涂”(那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糊涂啊!),也许是唯一可以做到既自律,又自由,又有爱的途径吧!

这样的人,可以用适当的自律和自我牺牲来获得爱,可以用爱来充填内心并充满喜乐,可以时时反省和发现自己真实的内心从而不失去对自我的认识,可以为了对世界朋友家人的爱而时时有意识的适当牺牲一点自己的内心;

这样的人,看似糊涂但其实通透,看似放弃了一些自我但获得了爱,看似为爱失去了自由但仍然有足够的自由,看似自由但其实是自律下的自由;这样的人既入世又出世,这样的人既聪明又糊涂。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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