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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上山下乡”

作者邓超超,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生。一年前仅仅因为一篇推文选择加入黑土麦田公益,作为第一批去贫困村做精准扶贫的乡村创客之一,她总是用“摸爬滚打”来形容自己第一年的农村生活。捅过马蜂窝,骑摩托车翻过车,和村民拍桌子吵过架,也会和他们感情深一口闷,以前完全没有概念的事,这一年全经历了。

 
自加入黑土麦田,我在农村已经生活一年了。我服务的村子是湖南湘西花垣县最偏远的一个村:雅酉镇扪岱村。它和其他贫困农村一样,偏僻、地少、没劳动力,但和其他农村不一样的是,它很美,118栋石头垒成的房子,让它在当地有着“千年石头苗寨”的美誉。
 
 
曾有一群大学生来我们村做短期调研,其中一个人某天跟我说,你们村村民不穷啊,电视、电话、电饭煲,这些电器都有,炒菜里面好多油。
 
我一时有些语塞。
 
大概每个人对贫困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些人会认为挣扎在温饱线上才是贫困,还有些人会觉得没钱花、被束缚就是贫困,就像以前的我一样。
 
我读大学的时候很穷。受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影响,父亲开的工厂倒闭,家里突然断了经济来源。读书期间我找过很多工作,发传单,一张回执可以拿到20元。当家教,按小时结75元。电话回访,一天日结100元。在超市里卖一个月的月饼,1500元,最后还被中介坑掉了一半。
 
 
然而像是要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被“穷”束缚,我经常到处跑。
 
旅途中,我买过K打头的火车站票,站一晚上,腿麻了就蹲下,蹲麻了再站起来;买过凌晨的汽车,到站后在快餐店洗漱;曾经全身的零钱只够买一块面包和一瓶水,撑了两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边境小镇,住25块一晚的旅馆,被子已经发臭,半夜里醉酒的藏族小伙在屋外疯狂敲门,我在自带的睡袋里终于崩溃,觉得自己可怜,活该。
 
毕业前夕,家人替我松了口气,毕竟工作了就可以好好生活了。但后来一位朋友推给我一篇黑土麦田的招募推文,我几乎是读完后就立马下了决定,我要报名。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做出的决定,可能正是由于过去几年积下的不甘心 — 我想要去改变。
 
 
下村之前,我觉得自己能够对“穷”感同身受。它是具象的限制,就像只能选择更便宜的商品、只能放弃一些机会。而扶贫,就是想办法让这些限制更宽松一些。
 
但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所谓的“衣不蔽体”还是“没钱花”,依然只是流于表面的描述。贫困,更多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渗进日常的方方面面。
 
它不会击垮你,但会拖累你。
 
去村民家吃饭,我偶尔会帮忙做菜。有一次装盘后剩下一点见底的菜油,正准备加水洗锅,屋主人拦住了我的手,从旁边拿来一个饭碗,里面盛着之前炒菜留下的、带着渣滓的、黑色的油,她说“下次还能用。”
 
我想和她说这样不健康,可是又会显得过于矫情。这些事情就像爷爷穿的布鞋上的破洞、阿姨清晨五点走十公里的路去赶集。你看到了,觉得难受,想帮一把,又会觉得无力。买一双新鞋、买一张车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更像是外来人。
 
 
要帮助他们,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自己不可惜那一点锅底的菜油,让他们自己为自己买一双新鞋和一张车票。在扶贫增收背后,要让他们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拥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我曾去过广西的一个贫困村,那里的人无地可种,完全依靠政府的低保过活,一个月两百五,省吃俭用倒也可以勉强凑合。访问的村民无一不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生活,但当问起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打工补贴家用时,他们摇摇头说太远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就是懒的托词,但在我看来,那是他们对未知和风险的恐惧,所以宁可一个月只花两百五,也不愿意尝试新的可能性。
 
 
但机会总是伴随未知和风险。因此,在和村民一起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降低大家对未知的恐惧,让他们相信我们。但同时,我们又需要让他们共同承担一部分风险,因为扶贫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并肩作战。
 
去年年末,黑土麦田的项目地集中举办了一场年货节,村民负责生产当地特产,我们负责包装和推广,销售所得便分给村民。扪岱村的农产品是湘西腊肉和苞谷烧(当地一种玉米原浆烈酒)。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争取到了一些销售渠道,几乎在生产之前就可以保证“不会亏钱”。
 
 
但我们不敢和村民这样说,否则这只是一种变相的直接给钱。因此,我们设置了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直接和合作社现金交易,钱货两清,另一种是先以产品入股,事后再给分红。去每家每户收猪肉或苞谷烧前,我都会强调“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如果选择后一种方式,那就赚钱一起分,亏钱一起担”。
 
最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那次年货节,扪岱村的销售额超过十万元,合作社社员除了成本,额外还拿到了平均一千多元的分红。而那些选择第一种方式的村民,年后找到我,问今年还卖不卖腊肉和苞谷烧。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即使村民因为相信我们而愿意和我们一起承担风险,因为承担风险而愿意更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但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参与还是会消失。最重要的是内生动力。然而,内生动力在哪里?
 
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当地青年人身上。
 
既然黑土麦田能通过对接资源支持优秀的大学生去贫困村投身扶贫事业,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和机构的资源也为当地的青年人提供创业支持?
 
 
今年三月份,第一届15名驻扎花垣县的黑麦创客联合发起了“海客计划”,旨在匹配资源和培训,扶持当地一批优秀青年人创业,通过创业带动更多贫困户,回馈家乡。
 
我们陆陆续续举办了8场宣讲会,邀请一些知名企业家前来和当地青年人交流,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激励大家的创业热情。
 
这些当地青年人,才是真正的内生动力。
 
 
海客计划虽然才刚刚起步,但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
 
扪岱村所在的雅酉镇是吉首市饮用水的源头,当地生产的苞谷烧因为优质水源而拥有优质的口感,加上年货节中得到的良好反馈,我和同事商量决定,将苞谷烧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因此,我们联合了全镇6个村子的7家青年酒户共同成立了苞谷烧合作社。
 
和上一个合作社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让村民来当理事长。
 
由赋权带来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这位理事长,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为了推进项目进展,主动提出每两周要开一次例会;想学习如何经营一个合作社,一天之内看完了我推荐的稻盛和夫的《干法》;甚至主动安慰我,失败一次没关系,继续做就是了。
 
因为时不时会有一些媒体过来采访,我们通常会介绍他们去社员的酒坊拍摄。其中一位社员的酒坊,每次去都会有一些新变化,黄土地变成水泥地,木桶换成陶罐,最后干脆新建了一个酒坊。他跟我说:“不能让人家每次过来都拍一样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是他们在推着我做事,说实话,这种感觉实在很棒。
 
 
如今,我在扪岱村的生活满一年了。
 
一年前,我觉得我是去帮助农村,农村缺少人才,黑土麦田正是把人才输送去农村。但经历这一年,我的想法变了。
 
我们的到来不仅是为了填补匮乏的资源,更是为了撬动更多的可能性。就像多米诺一样,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张牌,让资源去吸引更多资源,让当地人去影响更多当地人。
 
扶贫不是单打独斗,村民做了些什么,也许比我们做了些什么更为重要。所以,我现在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年,大家会一同做成什么。
 
 
撰文:邓超超,部分照片由归来、李志宏、吕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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