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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读书这几年,我的戎马岁月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1091篇原创文章。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它公众号转载。
 
作者:边琳,浙江大学本科,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博士,现斯坦福博士后。爱学术爱生活的半文艺女青年,信奉 work hard, play hard。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校内网上写过一篇日记“一路走来,且行且珍惜”,简单地记录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申请美国心理学博士的过程。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五年后,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只能让五年后的自己来告诉我了。”
 
今年二月份我拿到博士学位,站在学生时代即将结束的节点,仿佛可以给几年前的自己讲讲故事了。
 
来到香槟,一切归零
 
2011年8月12日,是我到香槟的第一天。第二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还依稀记着 2010 年在 UCLA 做科研时的种种美好,对博士生活充满了向往。可是没过多久,这份憧憬就被现实打破了。
 
作为美国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心理学大部分学生都是美国人,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白人。而 UIUC 又是老牌心理学名校,汇集了大量的心理学顶尖教授和极其优秀的学生。
 
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能很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并接触到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很多未曾经历的挑战,除去用英语和他人交流,还要进行大量阅读和写作,并且学会用批判性思维思考问题等等。
 
记得我上的第一门课,美国学生们都在侃侃而谈,而我却还在绞尽脑汁想能问什么问题。第一次写的小论文,只得了 3.2/4.0 分,我羞愧地无地自容。上课上地郁郁寡欢,科研更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同一届的加拿大女生科研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新的想法。反观我自己,很多心理学的最新理论都只知皮毛,手握着一个实验还从来没有显著的结果。有时候和导师见面,听着他唉声叹气我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终于,这份压抑在我来到费城开第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爆发了。白天看着那么多在台上侃侃而谈的学生和教授,晚上再打开自己一塌糊涂的数据,我觉得我和它们是天和地的距离。我彻底崩溃了,在宾馆的走廊里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知道我曾经引以为豪的所有的骄傲都没有了,一切彻底清零。
 
接受差距,拓宽领域
 
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我问自己到底想怎么样?是退学还是坚持?想到自己曾经那么渴望来美国读心理学,大学四年一直为之努力,后来放弃外推放弃保研放弃和家人朋友的近距离来到美利坚,就这么退缩了实在不甘心,那就再试试吧。 
 
在费城崩溃之后,我从心里接受了和周围牛人的差距,这样我反而能带着一颗平常心向他们学习了。他们不再是我的参考系,比起关注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我更关注自己今天和昨天的变化。没有了对外比较,我能更自如地在课上提问题,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就这样,我第一次救赎了自己。
 
除了做好现有的研究,我还想多学一些实验方法多开几个实验项目,这样或许能减轻一些压力。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来到另一位教授 Renee Baillargeon 的办公室,我和她说想到她实验室学习婴儿实验 。提这个请求前,我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毕竟 Renee 是发展心理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何况她的实验室还有那么多学生。
 
可是没想到,她特别开心地同意了,她说 “I didn’t accept any new students this year, so you will be my student.”(所以今年你就是我的新学生了。)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激动地跳了起来,连说了好几句谢谢,然后她温柔地看着我说 “You really made my day! ”(你给了我美好的一天!)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每每想起还是会像那天一样感动。
 
后来,我就开始在两个实验室干活了。虽然两个实验室都是实验性心理学,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研究方法几乎完全不同,外加上要给本科生上课,自己还要上统计硕士学位的课,我的博士生活从第二年开始就变得非常忙碌。中午顾不上吃饭,晚上在办公室待到11点,一周六天半工作制是太经常的事。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好好睡一觉保证新的一周精力充沛。
 
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老板
 
虽然忙碌不堪,但是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更加感谢我的两位导师。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什么是科研,什么是坚持不懈,什么是功成名就后依然孜孜不倦。
 
先说我的大导师,Andrei Cimpian,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套头衫和牛仔裤,活脱脱一个大男孩,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外表都是骗人的”,这个大男孩其实是一个对心理学极其热爱和认真的科学家。
 
我们实验室有一些特点:Andrei 和学生的见面都约到5点之后,和每个学生每周要见两到三次,开组会常常从5点开到8点。基本所有人听到这些安排都会觉得他对我们太残酷了,可是其实他的日程就是如此,每天心理系大楼最后一间亮灯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有些时候我晚上九十点在实验室查数据,他会突然出现,打开数据看好久。
 
等我后来拿到斯坦福的博士后,Andrei 提起了他的博士生活,他说因为斯坦福心理系雇佣的本科生 RA (研究助理)很少,那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收的。那里只有一个儿童中心,他就每周三天跑过去收数据。
 
我忽然就有点想哭,他现在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教授,没想到原来读博士的时候也很辛苦。然后他开玩笑说,以后你去斯坦福也要自己一个个小孩测过去了,不要怕苦哦。我想想我这几年也是自己风雨无阻地收数据,竟有一些自豪。
 
我的第二导师,Renee Baillargeon,是一位60多岁的教授,但是她本人看起来只有不到五十岁。在读博士期间,她和另一位大牛教授Elizabeth Spelke 做了一些婴儿实验,让人们对被一直奉为发展心理学鼻祖皮亚杰的理论产生了质疑,而 Renee 的后续实验更是推翻了皮亚杰的很多经典理论。
 
这么牛的教授,却会带着我一起趴在实验室的储藏间里找实验材料,手把手交给我如何看婴儿数据,早晨五点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她的新想法。
 
有一年寒假,我和 Renee 一起在实验室分析数据,后来我因为和朋友约好吃饭就和 Renee 申请先走了。晚上我收到她的邮件,原来她一个人把上百个数据都整理好了,和我分享她的分析过程。那一刻我羞愧难当,原来没有谁是天才,那些成功成名的背后都是一步步努力积攒出来的。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Renee 也经常会关心我的生活。开会前会问我有没有准备好衣服,生日了会嘱咐实验室给我买蛋糕,不过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她对我说过的一番话。
 
记得好像是我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讨论要不要再测一组婴儿来复制我们的实验结果。因为月龄小的被试特别难找,我有些犹豫。
 
这个时候,Renee 说:“One day I will be very old and you will have your own lab. As a scientist, you always need to make sure every paper with your name on it shows the facts.”(总有一天我会退休,不能再做科研,而你会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作为一名科学家,你永远需要确保每篇印有你名字的论文陈述的都是事实。)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温柔却也非常坚定。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能成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吧。
 
这是我一直称他们为导师而不仅仅是老板的原因。
 
面对“拒信”,自我解压
 
跟着导师们的步伐,我的科研也开始步上正轨。慢慢地,我知道如何带着批判性思维读文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知道如果数据不漂亮可以从哪些角度找问题,我在学术会议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成功设计了实验做了出来。
 
可是,当之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新问题就出现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和导师提交了我们的第一篇期刊。几个月之后,第二篇也顺利提交。记得刚按了 submit(提交)的按钮,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天真地想着几个月之后就能捧着热乎乎的文章了。
 
然而事与愿违,之后的两年,我们的文章收到了各种拒信。接到第一封的时候,我好像被雷劈了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顺风顺水坚信“有付出就有回报”的我,从没想到自己努力了三年的文章还能被拒,我难过地魂不守舍了一周的时间。到后来,接拒信逐渐成了常事,虽然每次还是会很难过,但是下楼买杯奶茶就开始继续改文章了。
 
自己接拒信的反应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但是这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再一次打击了我的自信心,甚至比第一次还严重许多。我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觉得上天可能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应该转行。
 
我开始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努力并不等于有收获。我也极度没有成就感,有些时候,我看着自己电脑里的文稿,或者实验室里装满了数据的文件夹,我就在想自己做这一切是为什么?
 
后来导师 Andrei 给我做一年一度的测评时,我看到他每一项都给我评价很高,可我依然认为这只是在安慰我。我问他觉得我适合做学术吗?他非常坚定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当然,我又问可是为什么我发不出文章呢?Andrei 也沉默了,后来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always have bad lucks.”(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总是不太走运。)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纠结里面,也叨扰了身边的很多好朋友。慢慢地我明白,这是一道无解的题,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我开始给自己解压,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进学术界,也开始考虑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然后我又想那我现在的研究不是都没有意义了吗?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即使以后不能继续做科研,这些项目也汇集着我和导师的心血,见证了我的成长,所以我要好好完成它们,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这样,我继续忙着我的实验项目,但是也开始找些别的事情做,比如出去旅行,读书,画画,研究食谱,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奇怪的是,这些丰富的活动并没有影响我的科研,为了享受生活我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这些活动又拯救了我,让我知道学术之外也有另一片天地。我第二次救赎了自己。
 
冬去春来,不忘初心
 
2016年的五月,Andrei 告诉我们他要跳到纽约大学了,然后问我们愿不愿意过去。待在香槟意味着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完博士最后一年,等待毕业就可以了;而去纽约则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要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教授,帮助导师建实验室重新建立我的朋友圈。
 
我思考了两周后决定跳出舒适区去纽约,我也成为了我们实验室唯一跑过来的博士生。 在香槟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和他把我最爱的一个项目投了出去。在和朋友们的告别晚餐上,大家问我以后什么打算,我乐呵呵地说要去好好找工作啦,从此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他们又问不进学术界了吗?我说除非那篇文章发到科学或者自然上。
 
九月底,当我正在到处参加校园招聘会的时候,收到了科学编辑社的邮件。打开它的时候,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觉得按我的倒霉指数,可能又是一封拒信吧。没想到居然是 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后重新提交)。
 
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导师,还说虽然最后还是有可能被拒,但能接到 revise and resubmit 我已经很知足啦!导师看了我一眼,过来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说:“I think it’s an acceptance with minor changes.” (你的文章应该是被接受了,稍作修改就行。)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Can you believe that you will be the first author on a Science paper?”(你能相信自己即将作为第一作者,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吗?)我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了。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当时国内是早晨五点,听到妈妈的声音,我激动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后,和我一样语无伦次。我恍恍惚惚地走到地铁站,在拥挤的地铁上泪流成河。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自我怀疑,这么多年不被认可的委屈,在这一刻都释放了出来。
 
之后我一边联系 UIUC 实验室收集更多的数据,一边修改文章,也开始联系教授看有没有博后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了一些其他工作面试和工业界的 offer 。
 
面对高于学术界的薪资和宽松舒适的生活,我忽然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我的babies and kids(即作者的研究对象,婴儿和孩子),我喜欢心理学研究,我也期待有一天能把我的研究成果讲给学生听。于是我接受了斯坦福的博士后。
 
路漫漫其修远兮
 
之前曾以为很漫长的博士生活就要落下帷幕了 。对比五年前的自己,我有了黑眼圈也长了一两根白头发,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明白了一些看似简单的道理。
 
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更追求自己过得幸福而不是比别人过得幸福;
 
我知道原来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可控的,所以会尽量做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事情,其他顺其自然;
 
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忙碌疲惫,所以感恩每一份倾听每一份指导每一份帮助;
 
我知道所有看似闪亮的人生都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和迷茫,所以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带着勇气前行。
 
未来,不知道是不是会遇到更多的不如意。不过,毕竟是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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